建国60年来我国外语教育的成就与缺失(56931)-英语教育-(188)-21英语网

编者按:为颂扬新中国成立以来外语教育事业取得的成就，总结经验和教训，展望未来的发展，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特组织编写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外语教育发展研究丛书”并于12月6日出版。为丛书之一《中国外语教育发展战略论坛》撰文的60余位作者均为我国外语学科的代表性领导和专家学者。本刊本期特选登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前主任委员、北京外国语大学胡文仲教授的文章摘录，以飨读者。

从共和国成立到2009年，我国外语教育走过了60载。我于1951年1月进入北京外国语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此后58年中，前6年半作为学生接受外语教育，以后的50多年作为教师参与了各个阶段的外语教学改革和实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是我国外语教育发展变化的一个见证人。

我国的外语教育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1)1949—1965年:外语教育经历了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尽管一段时间内曾经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但我国的外语教育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培养了国家急需的外语人才，为我国的外语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1966—197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外语教育遭到严重破坏，外语院系的教学处于停顿状态。从70年代初期起，外语院系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培养了一批外语人才。(3)1978—2009年:外语教育迅速恢复，改革全面展开，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大纲、教学材料、教学方法、教育手段、测试评估、师资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北京外国语大学走过的道路与上述三个阶段完全一致，只是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

在本文中，笔者首先回顾我国外语教育三个阶段的基本情况，之后对于所获得的成就与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在回顾中，笔者对于全国的情况先作一交代，然后联系我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情况作具体说明。

第一阶段:1949—196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西方大国对于我国在外交上采取孤立政策。建国之初，我国与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外交上“一边倒”“向苏联学习”成为国策。为了向苏联学习，必须大力发展俄语教育，使尽可能多的人尽快掌握俄语。中央领导对于俄语教学极为重视，要求迅速培养大批懂俄语的干部。在全国共建立了七所俄文专科学校:北京俄专、上海俄专、哈尔滨外专、沈阳俄专、西南俄专、西北俄专、新疆迪化俄专(付克 1986:68)。开设俄语专业的高等学校至1951年已经有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34所。此外，在社会上还开办广播俄语、俄语速成班等。中学主要教授俄语。1953年教育部下达了《关于高等师范学校教育、英语、体育、政治等系科的调整设置的决定》，决定只保留华东师范大学的英语系，取消其他师范院校的英语专业点。1954年，教育部决定在初中一般不再开设外语课程。这两项决定对于此后中学外语教学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但是，两年之后，教育部纠正了这一政策的偏颇。1956年教育部下发《关于中学外国语科的通知》，决定从1957年起初中开始恢复外语科，并提出除俄语外，必须注意扩大和改进英语教学。高等学校中英语专业点迅速增加。至1956年底，开设英语专业的学校已增至23所。此外，设立法语专业学校的有5所，设立德语专业的有4所，在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等少数院校还设立了西班牙语、波兰语、阿拉伯语等14个专业(四川外国语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1993:18—51)。

从1958—1960年，外语教育受到政治运动(大跃进、反右倾、反修)的干扰和冲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片面强调所谓政治思想性，外语教学内容因此受到很大的局限;二是不顾外语教学规律，在教学上搞突击。1961年4月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会议(此后一般都称为文科教材会议)是一个转折点;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同志作了重要讲话，着重讲了红与专、古与今、中与外等关系，纠正了前一时期文科教学中的一些错误观点。根据会议精神，外语教学作了很多实质性的调整，教学内容开始比较宽松，教学安排也比较合乎外语学习的规律。外语教育走上了比较健康的发展道路。1963年7月，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开办外国语学校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办10所外国语学校。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国务院外办、高教部、教育部等五个单位联合上报的《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第一次对于全国的外语教育提出了宏观的指导方针，决定新建一批外国语学院(包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等9所)，扩建一批外国语学院(包括原有的北外、上外等外语学院);确定英语为第一外语，对于其他语种的发展也提出了明确的方针(四川外国语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1993:92—96)。这一规划在我国外语教育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只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使这一规划未能全部实现。

北京外国语学校的前身是延安外国语学校。解放前夕延安外国语学校分为两支，一支进入东北成为此后的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一支进入华北成为此后的北京外国语学校。1954年北京外国语学校改为北京外国语学院。 1951年我入北外时，已经有俄文系和英文系，此后又成立了德、西、法文系。当时在北外，和全国的形势一样，俄语是热门语言，学生都希望能学俄语。但是，北外是外交部领导的学校，英语也受到了重视。在教学上，北外也是一切向苏联学习，学校的顾问是苏联专家杜陆尼娜，对于学校教学起着很重要的指导作用。英文系使用的精读教材是从苏联引进的Advanced English，泛读教材也是引进的苏联读本，高年级使用的一部分原著是东欧国家出版的。从1951年到1957年，教学基本上是稳定的，没有大的起落，所以教学效果总的来说比较好。

1958年大跃进，多快好省的口号反映在教学上是缩短教学时间，搞突击。强调政治思想内容的结果是把《北京周报》英文版作为教材使用，同时在教学的各个环节都强调突出政治。在英语系一年级，语音教学时间比原来缩短了一半以上;二年级突击词汇，突击《北京周报》的阅读。在高年级，批判在教学中使用“资产阶级文学作品”。1959年，教学刚刚作了一些调整，又开始了反右倾运动。1960年之后，中苏论战开始，反修成为头等大事。反修文件进入课堂，文件的英文版成为阅读教材。

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召开，北外副校长李棣华任外语专业教材编选工作组组长，王佐良教授等出席了会议。周扬同志的讲话传达以后，北外的外语教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突出的变化是许国璋教授着手编写新的教材，这就是此后全国统编的《英语》（1—4册）。这是一套在全国使用范围最广、使用时间最长的英语专业教材。在高年级，开始设立英美文学史、文学选读等文学课程和语言理论课程。1964年，北外聘请了一批西欧国家的专家和教师在英语系、法语系、西班牙语系任教。英语系教师破天荒排练和演出了The School for Scandal， Othello等英语戏剧。

根据外交部的指示，为了加快翻译干部的培养，北外英语系于1964年决定缩短学制，试行三年制。为此，在教学法方面开展试验，引进了听说领先法，编写了一套听说领先的教材。这是首次直接引进西方国家的教学法。北外的教学无论高低年级都出现了新的面貌，教学质量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好景不长，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以后，高校也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于1965年开始对教学内容进行检查，对像“The Necklace”这样的课文展开了批判，同时将学生中的一些问题联系到英语教学的内容和教师身上。

第二阶段:1966—1977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不久，外语院系陆续“停课闹革命”，外语院系的教授受到批斗，教学处于停顿状态。1970年，意大利、加拿大、智利等国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次年，奥地利、比利时等15国同我国正式建交。1971年10月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同我国共同发表了《中美上海公报》。外交形势的快速变化将培养外语干部提上日程。1971—1972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外语院系陆续恢复招生。1972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始了广播英语讲座。

在外语教育开始恢复时，“四人帮”借河南一名中学生自杀的事情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马振扶事件”。河南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生张玉勤在考英语时交了白卷，在卷子背面写了一首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张玉勤受到校方批评后，投河自杀。“四人帮”借此机会极力破坏正在恢复的外语教育(李传松，许宝发 2006:282—283)。

“文革”开始后，与其他外语院校一样，北外的外语教学也完全停顿。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特别是老教师——受到批判和冲击。1970年，北外师生被派到湖北沙洋接受“再教育”。1971年，学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1—1972年师生陆续回到北京。英语系成立了教材组，开始编写基础阶段的英语教材，前后共计编写了4册学生用书和4册教师用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供全国外语院系使用。英语系教师还承担了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英语教学节目的工作。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北外于1973年成立了汉英词典编写组，制订了编纂计划，由吴景荣教授任主编，王佐良、刘世沐、危东亚、王般教授任副主编，开始了建国以来最大的汉英词典编纂工作。参加词典编纂工作的教师前后不下几十位。《汉英词典》于197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我国汉英词典的经典之作。

第三阶段:1978—2009年

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当时外语教育领域处于一种“三无”局面——一无大纲、二无计划、三无教材。“文革”中使用的教材已经无法再使用，而新的教材还没有编写出来。同年8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高等学校外语院系、中小学以及教育行政部门等的代表共235人。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拨乱反正的外语教育会议，明确了一些政策性问题，把大学公共外语和中小学外语教育提到日程上来，强调加快外语教育的发展(李传松，许宝发 2006:291—295)。1978年11月在青岛召开了全国高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成立大会，王佐良教授任第一届编审委员会主任，会上制定了1980—1985年外语专业教材编写计划和《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工作条例》。

在此期间，教育部恢复了研究生教育，1981年国务院批准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共设5个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点、28个硕士点。1984年国务院批准第二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研究生教育的恢复和博士点的建立对于我国外语教师队伍建设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从1983年起，在高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的领导下，英语组着手制定英语专业基础阶段和高年级两个教学大纲。此次大纲制定从调研和学习入手，大纲工作组在一部分院校组织了学生水平摸底测试，收集到第一手数据，同时学习国外教学法和大纲编写的经验，在大纲设计方面作了新的探索。至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英语专业基础阶段和高年级教学大纲先后制定完成，经国家教委高教司批准在全国高校实行。其他语种的教学大纲也陆续制定并发布。在制定教学大纲的同时，编审委员会还规划和组织了外语教材的编写工作。经过各外语院系的努力，通用语种的教材陆续编写出版，彻底改变了原来“无米下锅”的局面。在新大纲的指导下，通用语种陆续开始了本科外语水平测试，参加的学生人数逐年增加。在大纲制定和主要教材编写出版之后，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完成了它的原定任务，国家教委决定把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改为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进一步扩充和延伸了原编审委员会的职能，使之成为国家教委在外语教学方面的咨询和指导机构，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为了适应人才市场的需要，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上海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陆续开始在英语系开设经贸、新闻等方面的专业课程，在英语教学的框架内开展培养复合型人才的试验。其他院校也陆续作了这方面的探索。国家领导人对于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作了明确批示。此后，这一试验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开展。培养双语人才的试验也在几个院校中同时进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经过十几年的试验和探讨，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逐渐形成了一定的格局。目前，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都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多种学科门类的外语综合性大学。外语大学培养出来的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新闻学专业的毕业生与其他院校相同专业的毕业生相比，在外语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因此更加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综合大学和理工科大学也都摸索出一套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的模式(杜瑞清1997;秦秀白，吴古华1999;戴炜栋2000;汪家树2002;孙玉华2003;秦秋，程冷杰2006;胡文仲，孙有中2006)。经过十几年的探讨和试验，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已经初具规模，也取得了阶段性成就。1998年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提出了《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的报告，经教育部高教司批准下发，成为新时期外语专业教育改革的指导性文件(何其莘等1999)。

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在此基础上于2000年制定了《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经教育部批准在全国实行。大纲规定:“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并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在外事、教育、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 2000)。这是首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确定高校英语专业的任务是培养复合型英语人才。其他通用语种也按照教育部文件的精神对于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作了进一步探索。

在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方面，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摸索出一套培养的办法，也培养出了许多具有竞争力的毕业生，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但是，在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试验过程中，个别院系开设过多的相关专业课程，对于学生的外语实践能力的训练有所忽视;学生的语言基本功，特别是阅读和写作能力有所削弱。就全国而言，英语及其他通用语种的专业点设立过多过快，有些院系扩招的规模超过现有师资队伍的承担能力，教学质量受到了影响。

在改革开放的30年期间，北京外国语大学也与全国其他外语院系一样走过了恢复、发展、革新的整个过程，在复合型人才培养方面作了大胆的探索，从初期在英语系设立专业倾向课程到后期在学校范围内成立独立的商学院、法学院、新闻学院等，至今已经发展成为多学科的外语文科大学。北外培养的毕业生由于语言根底深厚，语言实践能力强，再加上一定的其他专业的知识，在人才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就业状况一直很好。

我国外语教育的成功经验

建国60年来，我国外语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首先表现在人才的培养上，外语院校和高校外语院系培养了大量的掌握通用语种的专门人才以及一定数量的掌握非通用语种的人才，提高了非外语专业大学生的外语水平，满足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外交、外贸、军事、文化交流、新闻领域等各方面的需要。

我国目前在普通高校中开设的语种有50多个，设有英语专业点将近1000个，日语专业点385个，德语、法语专业点各70个，西班牙语专业点14个(戴炜栋2008)。英语专业普通高校在校生大约有40多万，高职高专在校生有近50万。2006年学习英语的初中生为5937万，高中生为2514万。小学3—6年级学生共7281万，其中绝大部分在学习英语(刘道义2008)。师资水平以及教学各环节(包括教学大纲、教材建设、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也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我国外语教育在60年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笔者认为，我国外语教育的成功经验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重视外语实践能力，狠抓实践能力的培养。在培养外语专门人才方面，我们历来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无论在“文革”前的17年还是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外语院系的教师始终把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放在教学的首位，实践课程在教学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胡文仲 2006:173—185)。这是我国外语教育的优秀传统的一部分。在“文革”前的17年，精读课在教学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引进交际法以后，精读课的地位和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许多外语院系仍然是重要课程。此外，在教学中开设了许多其他种类的实践课程，如口语、听力、写作、笔译、口译等。在以内容为主的课程的教学中，教师对于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仍然给予重视。由于我国在外语教学中始终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在学生并不出国的条件下几十年来培养出来的外语人才都能够满足用人单位的需要。我国学生在国际比赛中的优异表现也是对于我国外语教学质量的充分肯定。

（2）开办外国语学校，为高等学校提供优质生源。上世纪60年代中叶全国设立了11所专门的外国语学校。这些外国语学校由于师资条件、教学条件都优于一般中学，培养出了大批优秀毕业生，为高校外语专业提供了高质量的生源，从而保证了外语院系培养出高水平的外语人才。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又成立了一批外国语学校和具有外语特色的中学，目前总数已有400多所。这些外国语学校已经成为所在地区的“‘人才强校、学科强校、课程强校、制度强校’，成了当地外语教学的‘领头羊’，起着外语教学示范的作用”(刘道义 2008:35)。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在培养单一语种学生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培养掌握两种外语的学生，“其目的是培养一批掌握第一外语、第二外语基本过关、初晓第三外语的多语种预备英才”(刘道义 2008:203)。这些学生为大学进一步培养掌握两种或多种外语的高精尖人才创造了条件。外国语学校的建立和发展是我国外语教育的又一条宝贵经验。在国际上，类似我国这样以大量外国语学校为依托培养外语专业人才的做法尚不多见。

（3）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1978年以来外语教育中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改革莫过于对于人才培养模式的摸索，前后花了不下20多年的时间。1983年，外语院系开始尝试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90年代是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全盛期。2000年制定了《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经教育部批准在全国实行。尽管在实践过程中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偏颇，也出现过不少争论，但是，总的来说，一条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途径已经找到。无论是专门的外语院校、理工科大学外语系，还是综合性大学的外语院系都按照各自的特点摸索出了一套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做法。这些年来培养出来的既掌握外语又懂得某种专业知识的毕业生以及掌握两门外语的双语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满足了我国改革开放的需要。我们在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在国际上具有十分明显的中国特色。

（4）大学外语教学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西方国家以及一部分亚洲国家基本上通过中学教育为学生打下外语基础，在大学只需花少量时间继续提高就可以满足需要。但是，由于我国中学教学水平不高，社会外语环境又不利于外语学习，因此学生考入大学时，外语能力仍然还有很大的缺陷，不能满足要求，在大学阶段仍然要花大量时间在外语学习上。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大学外语(公共外语)在教学大纲制定、教材建设、教学方法改革、教育手段改进、师资培养以及测试评估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在计算机辅助教学、远程教育和网络教育方面有所建树，在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方面也取得很大成绩。我国的大学外语教育不仅在规模上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在教学的主要环节上也都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王守仁 2008)。笔者认为，以上这几个方面是我国60年来在外语教育领域积累起来的主要成功经验，今后应该继续发扬，并将其上升为理论。此外，在中小学外语教育、高职高专外语教育以及网络外语教育方面我们也积累了许多可贵的经验，值得进一步总结。

我国外语教育的缺失

（1）外语教育整体规划的缺失。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在不同时期对于外语教育都有政策性的指示和部署，对于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相关部门一直没有制定外语教育政策和长期规划，惟一较长期的规划是1964年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的《外语教育七年规划》。外语教育政策制定是涉及我国政治、经济、外交、国防、教育、文化以及国际地位的大事。长期以来，我国没有相关机构专门研究并制定这方面的政策，以至于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外语教育的政策有所偏颇，使得我国中小学外语教育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比例失调，质量下降。近十几年来，又出现了英语在中小学外语教育中比例过高，其他语种被忽视的局面。这种局面是极不正常的。大中小学的外语教学衔接是一个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外语教学“一条龙”的设想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出现，近年来也有专家学者作了不少相关研究，但并未能真正将其贯彻执行。在高等教育中，通用语种专业点近年来设立过多过快，缺乏计划。所有这些都与我国缺乏长期的外语教育规划有关(胡文仲 2001;胡壮麟 2002;邓文英 2004;金志茹，李宝红 2008)。制定长期的外语教育规划，需要许多方面的专家的参与，需要大量细致的调查和学术研究，并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绝不是开几次会就能解决的。建议在国务院下面成立专门的外语教育规划委员会，由相关政府部门、各方专家和代表组成。

（2）外语教育理论研究和创新意识的缺失。我国是外语教育大国，涉及人数达数亿之多。从建国至今，外语教育60年的实践已积累了许多成果和成功经验。但是，我国的外语教育理论研究一直相当薄弱，至今我们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派，没能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钱冠连教授(2007)认为学派是学术研究走向成熟、发达、繁荣的标志。形成学派的主要标志是有代表人物、有核心成员及追随者、有代表作、在理论上解决了某些重大问题、有主要学术套路和独特的研究风格。外语界的科学研究和学术期刊长期以来以介绍和诠释国外的教学理论和方法为主，国外出现什么新的理论在国内立刻就有所响应。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领域出现的好现象，说明我国外语教师对于国外的理论和学术进展比较敏感。但是，问题在于独立的学术研究成果比较少，具有我国特点的理论和方法也为数不多，更没有自己的理论系统和独立的学派。这一切说明我们在外语教育研究方面还有着比较大的缺陷。

（3）统计资料的缺失。撰写中国外语教育史的一大困难是各种统计资料和数据的缺失不全。例如，目前国内究竟有多少英语专业点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在教育部网站上也查不到;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有一个大约的数字，这就是我们目前的依据。全国高校英语专业的学生总数有多少、每年培养多少毕业生、有多少教师、教师都具有什么学历等等都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在校英语专业学生人数只能从参加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的人数推算。至于10年、20年前的各项统计数字更没有可靠的来源。教育统计网(http://www.stats.edu.cn)理应是有关教育资料的权威来源，但是，实际情况是有关外语教育的大部分重要资料无法在网上查到。

（4）高水平外语人才培养规划的缺失。我国目前培养的外语专业本科生、硕士生已经有相当的数量。博士研究生教育主要培养高校师资和研究人才。但是，国家领导人的翻译、国际会议的同声传译、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经典著作和文学名著的翻译等高水平的外语人才仍然紧缺。这类人才不仅需要熟练掌握外语，同时还必须有中西历史、文化、文学的深厚学养，具备科技、经贸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以及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张炳阳 2007)。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这方面的需要将更加急迫。目前还没有制定相应的规划培养这类高水平外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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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外语界》2009年第5期《建国60年来我国外语教育的成就与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