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萧乾（1910-1999），原名萧秉乾，蒙古族，现代著名作家、记者、文学翻译家。祖籍黑龙江省兴安岭地区，生于北京。1930年考入辅仁大学英文系学习，后转入燕京大学新闻系学习，1935年毕业。开始任《大公报•文艺》主编，并兼旅行记者。1939年受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邀请赴伦敦任教，同时兼《大公报》驻英记者，1942年入英国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当研究生，进行英国心理派小说研究。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然遍英伦，1944年放弃剑桥学位，毅然担任起《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兼战地随军记者，成为当时西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1946年回国继续在《大公报》工作，兼任复旦大学英文系和新闻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人民中国》（英文版）副主编，《译文》杂志编辑部副主任，《人民日报》文艺版顾问，《文艺报》副总编等职。1961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1979年起，历任中国作协理事，中央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盟中央常委等职。

二战期间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

1939年是萧乾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这年夏天，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邀请他到该院中文系任讲师。当时的欧洲已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所笼罩，去还是不去呢? 经过再三考虑，萧乾还是去了英国，这一去就是7年。

在英国，萧乾先是当教师，后来进入了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大轰炸之前，来自中国本土的留英学生陆续回国了。萧乾当时的心情是矛盾的，巴不得继续舒舒服服地留在剑桥大学城，每天晚上踏踏实实地上床睡觉。

那时候，敌机每晚都超过1000架次来轰炸，有一天晚上，竟来了7900架次，而英国起飞应战的战斗机数目也不相上下，萧乾每天晚上都得睡在地下铁道硬邦邦的站台上。白天空袭警报响起，他还得到处找地方隐蔽，住所被炸了，就到朋友家去，结果朋友的房子又中了弹。然而，出于记者职业本能，萧乾庆幸自己能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他眼里看到的是800万伦敦市民在大轰炸面前的镇定，且依然保持着幽默感，他觉得这种民族素质值得报告给正在同样遭受敌机狂轰滥炸的祖国同胞。

1943年，萧乾放弃读书，领取了随军记者证，正式成为了《大公报》的驻外记者，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每次空袭警报一解除，为了报道大轰炸下的伦敦，萧乾就踩着还在冒烟的废墟，走访落过炸弹的地带。在那些年代里，他先后用日记、通讯以及散文特写的形式，写出了《伦敦一周间》、《血红的九月》、《矛盾交响曲》等优秀特写，向国内读者着重报道了一个民族在大难面前的精神面貌。

在当年炮火连天的欧洲战场，萧乾随英国军队几次横渡德国潜艇出没的英吉利海峡，到过美国军队和法国军队占领区的战场，也曾随美军挺进德国莱茵，进入刚刚解放的柏林，从苏、 美、英三国首脑讨论战后问题的波茨坦会议，到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再到联合国成立大会，这些重大的历史性场面，他都报道过。

正是萧乾，使当时处于抗日战争阶段的祖国，及时了解到了世界上发生的大事。1995年中国作家协会授予萧乾“抗战胜利者作家纪念牌”。

摘自《内蒙古日报》

与夫人携手翻译《尤利西斯》

萧乾很看重翻译，认为翻译不亚于创作。他曾说过，“我绝不认为翻译低于创作，或对社会的贡献少于创作。孟十还、黎烈文、傅雷、高植、汝龙，都几乎只搞翻译。他们的贡献绝不亚于创作。正相反，我认为搞翻译付出的劳动要远远大于创作。倘若把社科和科技翻译也算上去，则翻译对国家的贡献更是远远大于创作。但是社会上给予他们的承认(精神上)及报酬(物质上)往往少于创作。这不公平。”(文洁若编《萧乾家书》，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尽管如此，萧乾一生最渴望的事情却是写作。在他的前半生里，他一直是在写而不是在译，他视翻译为副业，对翻译一向是敬而远之。但是就是这位对翻译一向敬而远之的作家却与翻译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摘自中国作家网《萧乾与翻译的“情缘”》

萧乾历来主张翻译有“阵地战”和“游击战”两种，所谓“阵地战”，比如说像傅雷，翻译巴尔扎克，翻译一大堆;像汝龙，翻译契科夫。某一个翻译家结合自己和某一个自己喜欢的作家，可能风格接近，性情接近，选一个，翻得非常多。比如巴尔扎克，人们就认傅雷翻译的;比如托尔斯泰，那就是草樱的;契诃夫，一定是汝龙的。他把这个叫“阵地战”。还有一种叫“游击战”，就是逮一个翻一个，他形容就这是“游击战”。他就是这样翻译了《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莎士比亚戏曲故事集》、《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培尔•金特》等。有小说、有散文，还有剧本。

摘自中国网《萧乾:二战风云中的中国记者》

1990年8月，应时任译林出版社社长的李景端先生之约，萧乾、文洁若开始接手翻译有着“天书”之称的（现代派）意识流扛鼎之作《尤利西斯》。

他们翻译这部《尤利西斯》，几乎是带着一种巨大的热情和恋情来进行的。文洁若译初稿，萧乾校订润色，定稿 。这种翻译方式隐含着翻译家的一种位置和态度。这成了他们这个非同寻常的翻译活动的一种中心特征。他们理解的翻译，意味着对于被翻译的对象的直接承认和参与。

他们为这个翻译工程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和辛苦。萧乾认为，翻译中的恰当的中文表达，表达力，也就是中文文字上的修辞、语法、句法以至标点，非常重要。在翻译中，理解占四成，表达则占到六成。

上个世纪30年代，他和美国人安澜合编过《中国简报》。上辅仁大学英文系时，他在英文辅仁学报上发表过魏尔德传》、《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1964年后，还陆续与人合译了《屠场》、《拿破仑论》、《战争风云》。此外，参与校订了《肯尼迪在白宫的一千天》、《美国海军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等译作。1981年，萧乾翻译易卜生的《培尔•金特》。1982年他和文洁若合译了《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选》（署名棣新）。

1990年翻译《尤利西斯》，是他们第二次合作。他们贸然接下这份几乎是力不从心的翻译工作，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责任，是对自己的责任，也是对国家的责任，同时，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独特的爱。翻译《尤利西斯》，是他们献给对方的最生动的一首爱情诗。

天道酬勤，无愧于国家，无愧于社会，厚德载物，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对这个他所挚爱的世界有价值的人，是他最强烈的愿望和使命。

摘自凤凰网《萧乾、文洁若和他们的 < 尤利西斯 > 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