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以来，文学理论向何处走？文学本质探讨有何变化发展的规律特征？新世纪以来文学理论批评有何突出的发展趋势？这些问题，都是百年以来文论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当代中国学人必然面临与深入思考的命题。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论界的很多学者就上述论题作出过多样的探讨，出现不少研究成果，为二十世纪以来文学理论走向之探作出很好的铺垫，也引发人们进一步的思考。顺承这一研究风潮，姚文放先生新近推出他的大部头之著《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为我们思考上述论题提供了一份甚富于启发性的答卷。

姚著在40万余字的篇幅内，以极富逻辑性与学理性的形式，从九个方面详细考察了二十世纪以来文学理论批评是如何在不同领域与方面一步步向前衍化及推进的。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结项成果，《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一书，着重对二十世纪以来文学理论批评转型的内在机制、所及领域、所涉因素、所历过程、所呈面目、所成影响等予以了详尽的阐论。其各个专题之间有机联系，互为映托，构成一个多维的、立体的论说系统，呈现出广阔的学理空间。通读全书，深感作者将分析视界拓展到广阔纵深的时空背景之中，其含蕴扎实，学殖深厚，充溢思想性与灵变性，不仅在论题本身的启发上，即便在方法论上，也获益良多。

一、全面观照 纵横拓展

姚文放《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一书的显著特色，首先表现为全面观照，纵横拓展。就前一方面而言，作者在“引言”中便云：“晚近以来国内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大势已成，⋯⋯正是这一大趋势为晚近文学理论带来了重大变化，概括言之，可以归结为问题、观念、概念、论争、理论、方法、基础、动向、宗旨等九个方面。”全书便按照这些论题依次展开论说，对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制、因素及成因等予以了多方位细致深入的探究。

作者首先从辨说“文学性”涵义的变化入手，拈出文学本质论题加以探讨。他认为，俄国形式主义用“文学性”概念来廓清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旨在抗拒非文学对于文学的吞噬；而解构主义借“文学性”概念来打破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其旨归在倡导文学对于非文学的扩张，这就有了两种“文学性”的问题。以此作为提挈，作者顺势引出“观念”之论，对“从文学理论到理论”的变化予以阐论。他认为，晚近以来，文学理论学科出现所谓“两张皮”的问题，就是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不相匹配，理论演绎与文学实践彼此隔膜，甚至不断疏离，最终为各行其是的不同知识领域，“文学理论”走向了“理论”。之后，作者又从“文化政治”这一独特视点，对文学理论的后现代转折予以剖析。同时，再从“文学经典之争”的视点来解说文化权力的博弈与内在学理逻辑。接着，还从话语转向与更新的视点对文学理论的范式转换予以论说，并择取“批判”这一独特话语进行专题探论。之后，作者还对“症候解读”理论予以论说，勾勒其逐步拓展与深化的过程。在展开上述论说的基础上，作者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审美文化的逻辑走向，晚近对于经典美学的三次挑战，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理想诉求及其嬗变等论题也予以阐说。这种致力于多元剖析的框架张开与内容安排，充分体现出作者对所解剖问题的全面把握与深入思考，为我们认识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提供了多维观照的视域，真可谓匠心独具。

就后一方面而言，作者在对每一论题的考察中，均将其置于广阔的历时视域，在纵横拓展的绵延过程中予以观照和论说。如，作者运用三大章篇幅探讨到“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关系论题。作者又用两大章篇幅探讨到“文学经典之争”所包蕴的历史文化内涵，所关涉文学研究的发展变化历程等。作者还用三大章篇幅探讨到“话语转向”与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关系论题。这些内容，对于有效地廓清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都显示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二、扣紧关节 细致梳理

姚文放甚为善于将所论说命题置放于宏观绵延的学术视野与研究背景之中。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学术研究的领域遍涉中国古典文艺美学、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文艺价值学、审美文化学、现当代西方文论等一系列领域，这练就了其具有敏锐的学术眼力、深厚的学术功力与过人的学术辨识力。他往往将论说对象置放于宏大的学术背景之下，然后，于广阔纵深之学理脉络中扣紧关节点，努力为读者展示出既具有宏大历史感又注重细节描画的线索历程或逻辑脉络。

如关于“文学经典之争向文学研究回归”的论题，作者由文学为“谁的经典”之问切入，之后，分别对杰洛瑞、布鲁姆、卡勒等人在重建文学经典之论过程中的持论予以梳理阐说，作者以“审美作为经典建构的重要维度”一语提炼杰洛瑞所持之论；以“一切经典都属精英之作”一语提炼布鲁姆所持之论，以“在文学经典中重新奠定文学性根基”一语提炼布卡勒所持之论，将文学经典之争向文学研究回归历时逻辑中的几个重要环节予以了甚为简洁的抽绎。

又如，关于“批评”话语谱系学的嬗变论题，作者择取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及20世纪中国对“批评”话语的运用，将不同时期经典理论家对“批评”话语的内涵历史性地进行了剖析。他归结，康德之‘批判哲学’乃作为“学理的探究”；黑格尔之“批判哲学”乃作为“反思性批判”与“否定的辩证法”；马克思之“批判”乃作为变革社会的利器；法兰克福学派之“批判”乃作为“大众文化批判”；20世纪中国的“批判”话语，显示出政治化转向与学理性回归的趋势；走向21世纪，将进入到大众文化批判的话语重建时代。

再如，关于“症候解读”理论产生与逐步建构的过程，作者抓取弗洛伊德、拉康、阿尔都塞等人在“症候解读”链条上的主张予以论说。作者概括提出，弗洛伊德的价值在于提出“症候是有意义的”；拉康的价值显现于“在语言结构中探寻症候的意义”；阿尔都塞的价值体现在“对于‘症候解读’的大力揭扬”；马舍雷的价值在于“将‘症候解读’引入文学批评”；卡勒的价值则在于将“表征性解释”与文化研究的生产性相联系。通过这样对一个个关节点的剖析，“症候解读”理论内涵逐步拓展与延伸的过程便不解自出。作者归结道，无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本雅明、布莱希特等人，都是将“艺术生产”用以界定创作活动，而并未将阅读活动与批评活动含括其中，“症候解读”理论恰恰开辟了这一论域，将“艺术生产”内涵向前予以了推进。如此，我们深悟到，在“症候解读”理论不断衍化与发展的过程中，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便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呈现。

三、深入知见 辩证升华

超脱一般立论，深入知见，辩证升华，努力探寻事物及其现象背后所含孕的历史规律与特征，这是姚文放《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一书的又一大特色。作者常从某个极不平常的“口子”切入，在论述中注重准确阐释与见出新意。在此基础上，更为可贵的是，他又往往从人类历史与社会发展的更高层次来加以持论，体现出宏通的学术眼光与深邃的思想认识。

就前一方面而言，如在“引言”中，作者就深刻地提出，人类历史发展时聚时散、分分合合，经历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几个阶段。从前现代到现代再到后现代，审美文化经历了从“未分化”到“分化”，再到“去分化”的逻辑嬗替阶段。这造就了分别标示此三个历史阶段审美文化状况的关键词，即前现代突出的是“是”，现代突出的是“非”，后现代突出的是“去”。它们相互间既紧密关联又存在断裂，既否定又接续，形成了消解与创新的内在逻辑运动，构成了正、反、合的逻辑圆圈。又如，在第十章《文学理论的范式转换与话语更新》中，作者认为，晚近以来文学理论的范式转换，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文学理论话语的大面积更新。许多新的言说方式、语词概念和语言法则不断涌现，承载了人们在语言运用与变化创新上的智慧及时代特色。他概括文学理论话语更新有两条基本的途径，即“有循于旧名”与“有作于新名”，后者又包括“旧瓶装新酒“与“概念大换班”两种情况。作者明确提出，文学理论的话语更新乃当今文学理论范式转换的必然要求，或者说文学理论的话语更新恰恰成为文学理论范式转换的鲜明风向标。这些论说，都显示出深入知见、力探现象之本质所在的特点。

就后一方面而言，如，在第七章《文学经典之争与文化权力的博弈》中，作者提出，文学经典是一个历史概念，其形成与建构都是一种历史现象。审美的基本价值取向与功利的实际价值取向构成了两极，这导致文学经典就像钟摆一样，总是在两极之间来回摆动。作者又认为，大致从20世纪70年代初至今，文学经典之争演变为文化权力的博弈，此乃全球化、市场经济、消费社会、大众传媒等相互交织的后现代语境催生的产物，也是当今时代社会大变动、大分化、大重组内在激剧振荡的结果。再如，在第十八章《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理想诉求及其嬗变》中，作者总结提出，文学研究的理论范式所显露的弊端，并不意味着文学理论的理想诉求就此止步，依照辩证法之论，“其实任何事物都是整个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一个浪花、一股潮涌，它都是中介性、过渡性的，都处于运动、变化、否定、重建的过程之中，故此毋宁将这种理想诉求的起伏、盛衰、更迭视为文学理论波澜壮阔的伟大进行程中新一道轮回的开始。”如此等等，这些立论，大都能在更高层次与更本质意义上提升所论，将对文学理论批评衍化与嬗变的考察提升到很高的标度，显示出深邃的思想光芒。

总之，姚文放《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一书，作为探讨二十世纪以来文学理论发展走向及其本质特征的大部头之著，乃作者“最纯熟最精彩年华”铸就的学术成果。作者所持论断鲜明而多智，所据材料切实而丰富，所用方法新颖而启人。本书的更大意义还在于为我们敞开了一维深入思考的空间，体现出当代学人“念兹在兹、心无旁骛”的不倦探索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