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1917—2017），女，江苏镇江人，著名语言学家， “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先生的夫人。1936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47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次年2月与郭永怀结婚，1956年10月回国。曾长期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英语教授，。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

最好的大学与最美的相遇

李佩祖籍江苏镇江，父亲从英国伯明翰大学矿冶专业毕业回国后，全家迁到了北京。1936年，在教会学校贝满女中毕业后，李佩报考了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女子文理学院，最终进入北大。

1937年，李佩在北大经济系就读一年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她来到西南联大。1941年，李佩从西南联大毕业后，进入重庆中国劳动协会工作。李佩出色的工作能力和英语水平得到了当时美国工会在中国教育项目负责人的赏识，因而被推荐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47年2月，李佩开始了她在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的留学生涯。

正是在康奈尔大学，李佩遇到了她一生的知己——郭永怀。1948年，李佩与郭永怀在美国结婚。1956年10月，郭永怀拒绝了康奈尔大学的百般挽留，乘船回到祖国。

李佩在回国后担任中科院行政管理局设在中关村的西郊办公室副主任。当时，宿舍楼刚刚建成，而自从住进这栋小楼开始，李佩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低调而细心的科学家夫人。

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因飞机事故不幸牺牲。当时李佩正在外地工作。李佩接到所里的紧急电报后连夜乘火车到北京。当领导把飞机失事的消息告诉李佩时，她没掉一滴眼泪。李佩的外甥女袁和女士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姨妈一言未发，就站在阳台，久久望向远方......”

花甲之年迎接人生第二春

作为教师，李佩的职业起点在康奈尔大学。1951年，受康奈尔大学语言学系系主任Shadack教授的邀请，李佩给准备派作外交官的美国学生上中文课。李佩上小学三、四年级时开始学习英文，中学是在美国教会学校贝满女中上的，所以她的发音比较好。

李佩说，回国后，自己所学的经济学、社会学知识都派不上用场，只有教英文的经历与教学有关。1961年，李佩被调入当时位于北京玉泉路的中国科大讲授英文，开始了与英语教学的不解之缘。

作为一名英文教师，李佩最骄傲的是1978年调到刚刚建校的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之后的外语教学工作。她说：“1978年，是我教学生涯的新起点。”中国科大研究生院是中科院为了培养高级科技人才而在北京专门成立的一所研究生院（以下简称“研究生院”），也是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成立的新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国务院任命中科院时任副院长严济慈担任研究生院第一任院长。后来，为了与合肥中国科大的研究生院区别开来，改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年又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招生后不久，中国科学院在全国第一个恢复了研究生招生制度。1978年，来自全国各地的883名首届研究生聚集到了研究生院。

培养高级科技人才，不学外语显然是不行的。而经过十年动乱，英语教学人才严重青黄不接。研究生院筹备之初，严济慈找到李佩，几乎是不容考虑地要她出任外语教研室主任，解决研究生院的英语教学问题。

事实上，李佩这个外语教研室主任与“光杆司令”差不了多少，她手下只有三名刚从北大毕业的学习外语的“工农兵学员”，三人的专业分别是英语、法语和德语。为800多名研究生开设外语课，这几个人是远远不够的。

招募外语教师成了李佩的头等大事。

李佩回忆说，她用了三种办法找老师：一是“挖墙脚”， 请大学的教师兼职，请退休教师授课；二是到中科院信访办看有无求职的人；三是办应用语言学研究生班，自己培养师资。

李佩说，有意思的是，在找教师的过程中，许多“右派” 被她找了出来。黄继忠、许孟雄就是李佩找出来的“右派” 教师。

李佩的一位同事告诉她，当年北大有一位名为黄继忠的英文教师，课讲得特别好，后来被发配到银川。在李佩的帮助下，黄继忠的户口调入北京，在研究生院上了一年的课后，他告诉李佩这些学生的英文已经非常好了，现在应该学好中文。于是，他又给学生们开了一门中国古典文学的课。

许孟雄则是学生向李佩推荐的。许孟雄原是人民大学的英文教授，划成“右派”后离开了学校。1978年回到北京后，在海淀区教育局办的中学英文教师补习班上课。李佩请他到研究生院上英文课，每月付80元工资。许孟雄到研究生院上课后，李佩才知道他是当年英语学界的大名鼎鼎之人，早在20世纪60年代，英语学界就有“北许南葛”之说， “南葛”是指上海复旦大学的葛传槼，“北许”即为中国人民大学的许孟雄。

在研究生院，许孟雄上课时外语教研室的老师们都会去旁听，他的课讲得非常生动，“in”“on”的搭配就能讲两个小时，妙趣横生。许孟雄后来将他在研究生院的讲义修改后作为教材出版。邓小平1979年1月出访美国的英文文件，最后就是请他把关的。

推动研究生英语教学变革

作为研究生院外语教研室主任，李佩的工作并不仅仅招聘师资，她还要投入到研究生院的外语教学工作中，引领研究生外语教学的方向。她说，研究生的外语教学决不能搞成“哑巴英语”“聋子英语”，必须同时重视听、说、读、写，而她又尤其重视学生听、说能力的培养。那时，英语教学每周16学时，她要求听、说、读、写各占4学时。听、说主要由外籍教师任教，读、写主要是本国老师负责。

上世纪六十年代，李佩还在中国科大教英语的时候， 就特别主张学外语要多读、多说，“因为我从小就是这么学出来的。小时候在教会学校，大学在西南联大，美国人都是这么教的。课堂上，他们都是用英语解释，要求学生提问也用英语，这比较自然。我还分析不来语法呢！”

在研究生院，英语课程结业有一个口试环节，要求考生用英语报告专业内容、能解决哪些科学和社会问题。她还邀请考生的同班同学，以及当时没课的外籍老师和本国老师都来听讲并提问。李佩甚至书面邀请考生的导师前来听讲，并可就与考生有关的专业问题提问。李佩常对学生说， 希望让科学院的学生养成流利用英文发表意见的习惯。进行这样的口试，等于为你们将来出席国际会议做准备，是很好的预习。

在研究生院，李佩先生是一直站在教学第一线的，直到80岁才离开讲台。李佩也很重视外语阅读。为了教好英语，李佩专门做过调查。她曾请教钱学森，问他的英语是怎么学出来的。钱先生说，“这有什么好学的啊？念两本好的英文小说，这小说很吸引人，你就急着念下去。”

建立中国的应用语言学

李佩从不放弃学习的机会，也不放弃让她的同事和学生学习的机会。

1978年，中科院秘书长郁文访问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邀请该校语言学系主任Russel Campbell （以下简称Russ）为中科院举办出国人员英语培训中心。李佩意识到这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恰好1980年，研究生院第一期英语师资班学生毕业，李佩就派了六名毕业生去参加他们的工作，吸取经验。

Russel Campbell当时每年都要回来视察工作。1989 年，他来后就对李佩说，美方的老师们对中方派给他们配合工作的年轻人很满意，而他本人在给师资班学员讲课时也发现，他们不但英语水平好，对国外的社会情况也熟悉。他问李佩是如何培养这班学生的，李佩就详细地告诉了他招生和开课的情况。Russel Campbell立刻说：“你这是目的性很强的定向培养，不是一般的语言学，可以叫做‘应用语言学’。我在UCLA那边培养的学生也多是到学校教书， 我回去后就把我们系改为‘应用语言学系’”。有了Russel C a m p b e l l 的评价， 1989年，美国一家语言教学研究杂志，特意刊登出一篇文章， 称李佩为“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

似乎在不经意间，李佩先生开创了中国语言学的一个新分支：应用语言学。事实上，在Russel Campbell赞赏的背后，是李佩先生多年观察与总结中国英语教学积弊之后的鼎故革新，是对英语师资素质与能力培养的探索和创新。因此，李佩先生是中国当之无愧的“应用语言学之母”。

李佩在人们的心目中是美丽的化身，是博学、爱心、美丽与优雅的象征，深受几代科学家与历届学生的尊重。李佩更是大胆创新、勇于挑战的象征。李佩一路都在岗位创新、制度创新、角色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