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大学的背后必有杰出的领导者。

西南联大设有校务委员会，由3位校长任主席：张伯苓 （南开大学校长）、蒋梦麟（北京大学校长）、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前两位老教育家为了支持校长负责制一元化领导，公推年轻的梅贻琦校长主持校务，他二位退居二线，留守重庆，从国民政府教育部方面谋求对西南联大的实力支持。所以西南联大自始终至终均由梅贻琦校长主政，实行了 “校长负责制”。

梅贻琦生平

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12月29日生于天津，自幼家境清贫。1904年考入当时属于新学性质的天津南开学堂，成为张伯苓先生的学生，1908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被保送到保定高等学堂。1909年考取利用庚子赔款派送留学生的第一批名额，到美国吴斯特理工学院去留学，1914年毕业于电机工程系。归国后即在清华学校工作，后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物理，获硕士学位。在清华，梅贻琦从教学到行政，担任过许多不同职务，逐渐坚定了他办教育的决心。

1925年清华改制，增办大学部，梅贻琦任教授兼教务长，对如何将清华办成一所一流大学作了深入的思考，当时 他发表了《清华的教育方针》一文，同时发展了清华国学研究院。1929年他到美国任留学生监督，1931年回国任国立清华 大学校长。在清华，梅贻琦坚持民主办学、学术自由的方针，以一贯廉洁奉公、公正严明的作风，受到全体师生的欢迎和 敬重。1937年至1946年，梅贻琦主政西南联大。

1958年7月经台湾政府强揽，梅贻琦以清华大学校长身 份出任台教育部长一职，兼任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并主持制订《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后因工作繁重，积劳成疾于1959年9月病倒，并于1962年去世。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

1931年，梅贻琦在国立清华大学就职演说中谈到了他的教育思想。首先是办大学的目的。他说：“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这一思想主导着他毕生办学的方向和实践，无论是在北平的清华， 或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大，还是后来在新竹的清华，办学的目的都是围绕这一核心思想：研究学术与造就有用的人才。 梅贻琦很早就看到学术研究是立国兴邦的命脉所系，不学无 术将使国家民族陷于愚昧的深渊，招致外侮与欺凌，这在中 国近代历史上是极为惨痛的教训。

为此，梅贻琦坚持了两项措施，即保证学术自由和聘请 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 也，有大师之谓也’”。他深知在知识分子身上，既有崇高的爱 国心，又有强烈追求学问的愿望。

梅贻琦认为大学教育应具有儒家思想主张的“新民”使 命，人才的培养应向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发展。同时，为“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他推行了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力学主张。在清华和西南联 大的校园内始终荟聚着学术思想上的各家各派。有的校友在回忆他时说：“梅校长主长清华，始终以民主思想、学术自由 的开明政策为治校原则，他对左右派的思想兼涵并容，从不干涉。”

梅贻琦在他孔孟之道的思想中融汇了希腊及西方学术自由及民主法治思想，甚至希腊人崇尚体育的精神。当时清华规定所有学生体育课必须及格，否则不能毕业。一时清华在华北大学中成为一所体育强校，这种注重体育的校风一直延续到西南联大以及复员后的清华。

对于青年学子，他采取了西方的通才教育，或自由教育的模式。这种教育要求学生不仅应有专门知识，更应受到贯穿在整个大学课程中的普通教育，使每个学生对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皆能融会贯通。梅贻琦曾说过：“学 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