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一座与英国文学及文学家有着深厚渊源的城市。早在400多年前，被誉为中西会通第一人的徐光启就为上海培植了善于吸纳和融合外国文明成果的文化基因，奠定了这座城市延绵数百年积极翻译出版世界各国优秀图书的文化根脉。”“文苑英华——来自大英图书馆的珍宝”英国作家手稿展中方主策展人黄显功在开展前向读者介绍道。

黄显功是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对本次展会上的展品了然如胸。他表示，19世纪中叶以来，上海涌现出众多著名翻译家，其中不少人身兼作家、学者、编辑，在推动外国文学传播方面具有综合优势。他们的翻译成果见证了上海的西学传播从由传教士和外国人亲自翻译，或“口授笔录”的中外合作，到由中国人用中文翻译的转折。从那些文学译作中，人们可以看到文本的呈现形式经历了译述、归化、文言到白话文的升华，从中展现了文学译介在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影响下的变迁。

“外国文学的译介为促进中国文学的创作手法、叙事方式和艺术表现发挥了重要作用，助推了文学观念的变革和文学思潮的兴起，为中国20世纪的文学发展提供了典范文本，极大拓展了中国读者的文学欣赏与阅读视野。英国文学作品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媒介和内容。”黄显功说。

据了解，20世纪初，许多英国作家曾访问上海与中国作家互动：1920年1月，毛姆入住上海礼查饭店，其中国之行，诞生了《在中国的屏风上》；剧作家萧伯纳既有与上海戏剧家黄佐临赠物题词的深情厚谊，也有1931年乘坐“皇后”号轮船到沪访问8小时的盛况；在1938年抗日烽火中来到上海的著名诗人奥登，激发了上海诗人邵洵美抗战诗歌的创作与翻译，演绎了一段诗坛佳话。

英国文学的名家名作在上海的出版也呈现出首译、首印多，一书重译多的现象。例如，狄更斯的小说在1907年至1909年连续出版了5部，《匹克威克外传》的首译本《旅行笑史》191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多卷本《福尔摩斯侦探全集》；弥尔顿的名诗《失乐园》1934年由上海第一出版社推出；上海翻译家黄杲炘首次翻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诗体的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在上海被重译出版了10多个版本。

据黄显功介绍，现有资料表明，我国近代外国小说的翻译发轫于英国小说，始见于上海的报刊。如1872年5月21日至24日的《申报》连载了英国小说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中小人国部分的译文，名为《谈瀛小录》；1872年5月31日起分六期刊登的《乃苏国奇遇》是英国小说家马里亚特的《听很多故事的把沙》中的《希腊奴隶的故事》的译文。

1873年1月，申报馆出版的《瀛寰琐记》第三期上发表了中国近代第一部汉译小说《昕夕闲谈》，共连载26期，约30万字。其译者蠡勺居士的本名考证目前尚有争议。时过百年，经美国汉学家韩南研究，此书原著是英国作家爱德华·布尔沃·利顿所作的《夜与昼》。2000年，韩南在上海图书馆举行的讲座中公布了这项重要发现。

20世纪上半期，许多上海期刊不仅辟出专栏发表译作，还出版了多种翻译专号或纪念专号、专栏，以英国作家数量居多。如《创造季刊》（1923年9月10日1卷4期）的“雪莱纪念号”，《小说月刊》（1924年4月10日15卷4期）的“拜伦专辑”，《现代》（1932年12月1日2卷2期）的“约翰·高尔斯华绥特辑”，《译文》（1937年3月16日1卷1期）的“迭更司特辑”，《新演剧》（1937年6月5日1卷1期）的“莎士比亚特辑”等。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为代表的上海出版机构在译介外国文学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据研究者统计，1911-1949年我国翻译出版的英国文学作品有739种，大多出版于上海。

据国家版本图书馆编《1949-1979翻译出版外国古典文学著作目录》统计，我国大陆地区在此30年间翻译出版了47个国家276位作家的1250多部古典文学作品，在上海出版的有710种，占全国的半数以上，其中英国文学仍有较高的比例。上海的英国文学作品译作出版遍及小说、诗歌、戏剧、传记、散文等类型，1949年后，上海多家出版社也推出了众多从古典到当代的英国文学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