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1891-1977） 原名参一，笔名佛突、雪帆，浙江义乌人。积极提倡新文化运动，任《新青年》编辑，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毕生从事进步语文运动和语文科学的教学研究，建立了我国修辞学的科学体系。

留学期间接受马列主义

1891年，陈望道出生于浙江义乌分水塘村，自幼聪明好学，后考入浙江省立金华中学，毕业后留学日本。在日本的四年多时间里，陈望道学完了物理、数学、哲学、经济、法律等学科并获得了日本中央大学法科学士学位。由于深受十月革命影响，陈望道开始关注、研究并接受马列主义，认识、结交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人士，并开始仔细研读由他们译介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译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陈望道结束了4年半的日本求学生涯，于6月初回国任教。怀抱“实业救国”志向的陈望道，在留洋时结识了河上肇等日本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译著和文章。在这里，他与夏丏尊、刘大白等教师发起国文改革，提倡思想解放，选用鲁迅《狂人日记》作为教材，强烈抨击旧文化;同时，主编校刊《校友会十日刊》，支持学生施存统、宣中华创办《浙江新潮》刊物，两刊遂成“五四运动”时期浙江传播新思潮的主阵地。

新旧文化、势力、制度的较量，让改革步履维艰。在《浙江新潮》第二期，施存统发表《非孝》一文，强烈抨击封建纲常伦理。反动当局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责令校方查办施存统、陈望道等，引起当时校长经亨颐等师生反对，从而爆发著名的“一师风潮”。“一师风潮”虽然在京沪等地声援下取得一定胜利，可陈望道却被迫离开学校。

就在陈望道不知何去何从时，接到《民国日报》邵力子先生的来信，得知《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消息，并收到戴季陶从日本带回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和陈独秀托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出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精通日语、英语，汉语功底扎实，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陈望道，义不容辞地担起了翻译《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重任。

专注翻译 墨水当红糖

译书需要一个清静的所在，陈望道想到了自己的故乡——义乌分水塘村（今属城西街道）。因村中有口水塘，池水分为两系，分别流向义乌和临近的浦江县，故名“分水塘”，村子也由此得名。陈望道生于斯长于斯，直至外出求学，方才离开这个坐落在大峰山脚下的小村落。那里远离尘嚣，犹如世外桃源一般，乃译书的绝佳去处。

陈望道回到了家乡分水塘村。适逢春节临近，村里渐次热闹起来，家家户户忙着准备年货，陈家亦然，可里里外外唯独不见陈望道的身影。他去了哪儿呢？

谜底就藏在距离陈宅五六十米开外的一间柴屋里。那是陈氏老宅，陈望道幼时就随父母居于此处。1909年，陈家新居——一座二层砖木结构的庭院建成后，老宅便被用于堆放柴禾，平日少有人前往。陈望道一眼相中了这破旧却静谧的老宅，他带着几样简单的生活物件和文具，便在那里“安营扎寨”，孜孜不倦地翻译《共产党宣言》。柴房里既没桌子、又无床，陈望道干脆把一块铺板架在两条长板凳上，工作时，把一应所需摊在板面上，倒也施展得开；累了就往板上一躺，权作卧榻。早春时节，乍暖还寒，山区里更添几分寒意，及至深夜，刺骨的朔风横冲直撞般地从四壁和窗户的缝隙里闯入屋内，陈望道那只握笔的手时常被冻得不听使唤。家里虽不缺“汤婆子”和脚炉，但他嫌那些玩意束缚了手脚，反倒令人分神。实在冷得吃不消了，陈望道就起身，跺跺脚、搓搓手，还不住地往手心里呼气，稍觉回暖，又专心致志地继续译书。那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不知陪伴他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陈望道对于《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是如此专注，除了短暂的睡眠时间，他都“吝啬”到不肯在其他事情上多浪费一分一秒，就连一日三餐和茶水都是由母亲张翠姐送入柴房。眼见儿子食不甘味、夜不安寝，人都瘦了一圈，张氏心疼不已。一日，她特地包了几个糯米粽子，外加上一碟温补祛寒的红糖，送去给儿子吃。“粽子是刚出锅的，蘸蘸红糖，赶快趁热吃。”陈母搁下吃食，反复叮嘱道。陈望道“嗯”了一声，却还在低头写字。

为了不打扰儿子，陈母便转身离去了。不过，为娘的仍旧放心不下，她在屋外站了片刻，并关切地问儿子，是否还要添些红糖。“够了，够甜了”，陈望道的答复很利落。后来，待到陈母进屋收拾碗碟，见到儿子嘴唇周围乌黑一片，先是一愣，然后不由得“噗嗤”笑出声来。原来，陈望道太过专心，竟错把墨汁当红糖蘸。见母亲发笑，陈望道还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张翠姐这才道出其中的“奥妙”，陈望道闻听后，抹着嘴巴，也笑了起来。

转眼间，已近谷雨时节，陈望道“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终于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他小心翼翼地把近两个月辛劳换来的那一叠字斟句酌的译稿装入一个纸袋里，抱着放于胸前。出得屋来，抬头望见远处山花烂漫的美景，陈望道的心头也充满了浓浓春意。

《共产党宣言》全文译稿完成后，陈望道应邀来到上海《星期评论》编辑部担任编辑。到上海后，他委托俞秀松将《共产党宣言》全译文交陈独秀校阅。随后陈独秀又将《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文转交李汉俊校阅，然后陈望道作最后修订。原定《星期评论》刊物上连载中文版《共产党宣言》，但是由于《星期评论》来不及刊登，就被迫查封停刊，陈独秀便筹划改出单行本。

1920年的8月，经多方努力，《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这是国内第一个公开正式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印刷及发行者为社会主义研究社。由于疏漏，该中译本的首版封面书名被错印为“共党产宣言”（同年9月二版时予以改正，同时把水红色改印成蓝色）。

《共产党宣言》首次出版发行千余册几日内销售一空。同年9月应读者要求，《共产党宣言》中文版再次出版发行。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成以后，决定在上海再次印刷出版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全译本的正式出版发行，在当时及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内，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响，到1926年5月，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已相继印刷出版17版。

译作激励千万革命者

当年，毛泽东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众多拥趸中的一员。1936年7月，他对来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露了自己思想成长的心路历程，“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排在这三本书之榜首的即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进而又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向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发表讲话时，再度谈及《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即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笔者注），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不仅仅是毛泽东，《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教育和鼓舞激励过的革命者何止成千上万。在1949年7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遇见前来与会的陈望道时，紧紧握住他的手，当着在场代表们的面，笑呵呵地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根据人民政协报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浙江日报《追寻<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者陈望道：信仰的味道是甜的》、解放日报《千秋巨笔：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言>》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