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19年，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70年的光辉历史。今天，党中央提出了“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目标，而这两者，作为我们深入推进改革发展的总目标，都是离不开外语这一重要的手段或称工具的。值此时刻，回顾一下70年来我们的外语教育经历过什么变化、取得了什么成绩，又展现着怎样的前景，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由于本文篇幅有限，我想以一系列主要事件的方式来作这一回顾和展望。

建国之初：俄语“一统天下”

首先，我们免不了要记述的是：建国后的十年中，由于国策上的“一边倒”，我国的外语教育，从1949年以前以英语为主的外语教育，转为俄语“一统天下”。这是外语教育服从国家政治的典型例子。从前苏联或某些东欧国家引进俄语教材，逐步编写自己的俄语教材，开设俄语院校，培训大、中学俄语教师，一时成为国家大事。大批执教多年的英语教师“现学现卖”，从英语转教俄语。这是我国外语老师们建国后的第一大贡献。

以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校（后改学院、大学）为例：学校从前苏联引进了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俄语教师，并聘前苏联国际关系学院一位女院长（英语教授）担任北外顾问。学校为各语种教师组织俄语速成班，请一位新疆维吾尔族教师授课。我当时担任外院英语系基础年级组（一二年级）组长及语音教研室主任，并担任前苏联顾问的联系人。

当时，就全国而言，除六所外国语学院以及一些大城市中曾有英美教会学校背景因而英语教学水平较高的中学保留了英语教学外，其他学校全都教授俄语。当时按照《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前苏联派遣了数以万计的专家来华帮助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分布在全国各地机关、工厂、农庄、水电基地、交通枢纽、商业、学校等地；大量的俄语资料，包括工程建设手册、图纸等等，需要译成中文。各方面人士都因工作需要而学习俄语，形成了一个全国学习俄语的热潮。同时，部分外语院校还增设了一些东欧国家语言的教学。

然而，为时不长，由于政治格局的变化，我国外语教育，又经历了一场大变革。

上世纪50年代末，前苏联中断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援助，并撤回了全部专家。这一变化，使我国的外语教育和广大外语教师陷入了无所适从的混乱之中。

60年代：开始探索“多语种、高质量、一条龙”

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这一关键的时刻，为我国外语教育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教育部于60年代初组织召开了一个小型外语教育工作会议。学校委派我陪同许国璋教授参加。那次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我和许教授到达时，见到吕叔湘、王力、张志公、李庭芗、李赋宁等多位老先生都已在座。不久，周总理在陈毅同志（时任外交部长）的陪同下走入会场。他入座后，拿起手边茶几上的名单，看着说：不用名单，都是老教授、老熟人了。 “啊，这里还有一位陈琳讲师，不太熟悉⋯⋯”我连忙站起身来。周总理看了我一眼，说： “看来你在这里要算是晚辈了。坐吧，坐吧。⋯⋯”

周总理首先给与会者讲述了当时的政治局面和国际形势。他说，看起来，全国学俄语的状况不能继续下去了。他言简意赅地提出了“九个字、三句话”的外语教育发展方向： “多语种、高质量、一条龙”。

周总理说，就语言使用的广度来看，英语是全球使用最广的语言，我们今后很长时期还是要以学习英语为主；当然，俄语等语言，包括联合国的六种官方语言，我们都要学习。 “高质量”，就不必多说了。至于“一条龙”，意思是说，英语教学，要从儿童抓起，要形成一个从小学到大学的，像龙首、龙身、龙尾一样分阶段但连贯一体的学制，不能脱节，要一抓到底。

周总理还请各位老先生谈谈自己的看法。我虽然对周总理所说的意见完全同意并衷心敬佩，但我没敢讲话。会议时间不长，不到两小时，正当大家期待着总理作一个总结发言时，只见他突然站起身来，说：倘若大家同意我的意见，就请大家用不同方式给广大外语老师转达一下我的意见，也请教育部组织各位专家研究出一个具体可行的方案。但是，我还有一件事要拜托大家，那就是，向全国广大外语老师转达一下我周恩来对大家的感谢和歉意。回想十年来，大家从国家需要出发，克服巨大困难、作出重大努力，为普及俄语作出具有时代意义的贡献。而今天，又由于形势的需要，必须重操旧业，再教可能已经有所生疏的英语。这不值得我们表达感谢和歉意么?

一席话，说得在座的人无不动容。至于我，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周总理有这样亲切的接触。他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我最崇敬的伟大人物。他的“一条龙”的指示也成为了我近六十年来在外语教育研究和实践方面的终生课题。

在那次会议之后，教育部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意见，在各外国语院校下，继北外之后，陆续建立了外国语附校，并指派我领导组建供外语附校及有条件的中学使用的多语种（英、法、俄、西、德、日、阿拉伯语）教材的编写工作。同时，根据需要在主要的大、中城市开展英语教师培训，内容之一，是“国际音标”。记得还动用了当时封闭的王府井、西单、宣武门的几所教堂来做大讲堂，由我给老师们上大课，推广“国际音标”。当然，对是否应该在学校讲授和使用“国际音标”的问题，目前仍存在疑问，需要进一步研讨。

总的来说，1957年至1976年的外语教育，如整个国家的教育一样，步履维艰、蹒跚前行。

改革开放后：外语教育开启新篇章

改革开放为中国建设开启了新的篇章，也为中国的外语教育带来了新的春天。

2018年欣逢我国改革开放40年之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在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文化交流、教育改革、军事建设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一带一路”倡仪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正为全人类实现世界大同的崇高目标而奋勇迈进。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外语教育，以英语教育为例、可以分为两个大阶段：1978年至2000年和2001年至今。在第一阶段中，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提到在1978年起始的一两年中，国家领导人和全国人民（从儿童、青少年学子到青、中年职业人员）对外语和外语学习的需要和重视。

这里要回顾两件事情，倒不是因为这两件事我都亲身参与过，而是它们标志着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国家和人民对外语事业重要性的重新认识。

第一件事是1978年10月党中央决定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央广播电台共同播出由我编写教材（4册）并主讲的全国《广播电视英语课程》。它是由邓小平同志决定并在时任副总理李先念同志的直接关怀下举办的。这一节目播出的第二天，美国《华盛顿邮报》等大报纸即在头版刊登消息：中国电视英语的播出，是这个国家改革开放的信号；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国际新闻中向全世界报道：皇家英语响彻中国上空（King’s English rolls all over China） （因在节目中我用的是英式英语）。这一课程虽不属于学校教育，但“在全国掀起了一个英语学习的高潮，开启了大众英语教学新时代” ［见《教育部关于授于陈琳同志“全国优秀教师”荣誊称号的决定》（教师 ［2018］ 8号）。

另一件事是1980年党中央决定创建新中国第一份全国性英语报纸《中国日报》 （China D aily）。它虽是一份新闻报纸，但为当年渴望恢复英语学习的各界人士提供了一份每日伸手可得的学习资料。我自该报创刊之日起，就被聘为顾问，直至今日。在我的建议下，这份报纸日后陆续编印出版了专门供学前儿童直至大学生阅读的不同语言水平的周刊，为各层次和各类学校提供了高质量、有趣味的课外读物，许多学校直接用它们作为课堂教材。

以上所述两事，是我们在回忆40年来英语教育发展历程时不应忽略的。

现在我们回到40年来学校英语教育的第一阶段——1978年到2000年。

这一阶段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1．在英语教学体制上，逐步建立新的教学大纲，主要有：1978年—1980年 《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英语教学大纲（试行草案）》

1986年 《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大纲》

1988年 《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初审稿）》

1990年 《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

1992年 《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第二版）》

1993年 《全日制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初审稿）》

1996年 《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供实验用）》

2000年 《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

2000年 《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

2．这一阶段在教学途径和教学方法上是一个逐步改进和开放的时期，开展了与英美国家在英语教学和研究方面的交流；在课堂教学中，从长期以来实施“语法翻译法”转向逐渐尝试国外的教学方法——直接法、听说法、功能法、交际法等。这一时期广大教师逐步认识到“聋子英语” “哑巴英语”的弊端，开始加强课堂中的听说实践。广大教师也改变过去用汉语上英语课的做法，逐渐转向主要用英语上课。

3．这一阶段的教材使用虽然是“一纲一本”的局面，但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与朗文出版社合作聘请外方专家共同编写教材。这也是一个具有一定革命性的创举，是英语教育“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大大有助于教学方法的改革，尤其是使交际教学法被逐步接受。

第二阶段是从2001年至今。

1．这一阶段的首要标志性改革，就是从义务教育到高中，直至大学（非英语专业）英语各阶段课程标准（Curriculum Standards） （简称“课标”）的建立、改善和成形：

2001年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实验）》

2003年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

2011年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

2017年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

这样就完整地实现了周恩来总理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的要建立“一条龙外语教育模式”的指示意见。

2．英语教育理念上在过去“又红又专”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文性目标与工具性目标统一”的观念。2014年开始修订的《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根据党的十八大精神、进一步加强了“德育为先”的理念，将其具体化为“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标准”和“英语学科核心素养标准”。

党的十八大就已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而党的十九大则进一步强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这一教育的根本任务应落实到各类学校的各科课程之中。外语，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普遍开设的英语课也不例外。由于外语课本身的特点，要通过它来吸取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以此来充实自身的文化修养和国际意识，就更需要外语教育工作者在教材编写和日常教学中注重正确思想意识的培养。因此我们要通过对“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实施，落实24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通过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几个方面，来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同时，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在规定“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标准”的同时，又提出了“英语学科核心素养”，这就是将“立德树人”和“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要求具体落实在日常教学和教材中。换句话说，我们在提高学生思想意识水平的同时，要帮助他们把外语学好，掌握好外语知识（语音、词汇、语法、语篇和语用知识）和外语技能（听、说、读、看、写），真正实现外语教学学以致用的目标。

随着“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和“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在《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中的确定，我国将立刻着手在义务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非英语专业的大学英语课程标准的修订中，落实这一创新性理念。

3．教学方法上，在20世纪已经得到广泛认可的“交际法”的基础上，着重加强了“任务型教学”的推广，强调“为用而学”，以“应用教育”取代“应试教育”。外语教学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大好形势鼓舞下，大力开展教学科研，从事外语教学途径和方法的研究，在借鉴国外新型教学方法的同时，根据自身国情，尝试创新不同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大大推进了教材的建设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全国各地广泛组建了不同层次的外语教育研究机构，并在“国培计划”的带动下，开展以推广课标为主要目标的、各种形式的教师培训活动，使全国的外语教师队伍在质和量上均有显著提升，从根本上逐步提高了外语教学质量。外语教育的国际交流，也是这一阶段的一大特色。 “引进来，走出去”也体现了在外语教育战线上的改革开放政策。

4．另一个开创性举措，就是教育部决定一改过去“一纲一本”的方式为“一标多本”，允许合格的出版社编写、出版基础教育阶段各学科教材。在此以前，人民教育出版社统筹编写各学科教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同时它又未能动员全社会各方面的出版力量和专业人才。而“一标多本”则实现了统等领导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优势，在原有基础上有力提高了教材的质量，并继续执行了允许中外合作的决定。

5．将长期以来的“听、说、读、写”四个字概括的语言能力改为“听、说、读、看、写”五个字。虽只是一字之差，却扩展了语言能力的范畴，凸显了“改革”的精神。以上简要概述了40年来英语教育发展的阶段划分及其特点。可以看出，这40年是我国英语教育进行重大改革的一段时间。那么，这40年中以及目前我国的英语教育，是一帆风顺、毫无波折地发展过来的吗?不是这样的。

多年的陈腐思想和习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

首先，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绝大多数的英语教师以“语法翻译法”为主要教学方法。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主要采用汉语讲解语法规则和词义，以及把汉语句子译成英语的教法。当年许多教师也是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中培养起来的，自己的听说能力原本就很差，要他们实施听说法教学，的确很难为他们。在开始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朗文出版社合编的、以推介听说法为主的新教材时， “穿新鞋，走老路”的现象普遍存在，教师对新鲜事物缺乏敏感，接受很慢。21世纪初，在新课标陆续颁布、试用和实施后，很多教师却从来未曾见过新课标（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地方主管外语教育的机构和官员对教学改革的不关心有关）。这种现象随着近十年来国务院和教育部出大量资金组织各层次的师资培养（如“国培计划”）而逐步得到改善。

另外一个问题，这里也必须着重说明：21世纪初以来，随着各级学校对英语教育关注力度的加强，社会上曾经出现过至少两次反外语教育的风潮，甚至有人在人大和政协会议上抛出“小学不学英语、推迟英语课的开设时间、减少中学的英语课时、降低高考英语在录取标准中的所占分值（从150分减为100分）”，甚至“取消高考中的英语考试”等提议，呼声不一而足。这些人将中小学生语文水平降低的现象归咎于英语教学消耗学生精力太多。一时间，全国很多英语教师已经开始考虑转业。

当然，随着众多有识之士和广大外语教师的力争，尤其是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表现出坚定的态度，这些反对之声没有真正对英语教育造成危害。因此，我们更需要做好外语教育工作，取得提高全民族外语水平的新业绩。

展望今后中国外语教育事业新的发展蓝图

2018年，我们纪念了改革开放40年以来国家在外语教育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那么，对中国外语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应规划怎样一个蓝图呢?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我们最崇高的使命，就是要通过“一带一路”等重大工程，奋力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此，我们需要培养一大批具有爱国情怀、拥有国际视野、具备英语或其他语种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高水平国际化人才。

2018年7月19日－22日，世界英语教师协会、中国日报社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在上海联合主办了一场大型国际性英语教育研讨会“2018 TESO L中国大会”，1800余位中外英语教育专家和英语教师参与其中。大会着重探讨了我国英语教育在新时代的新方向和新使命，并发表了《“2018 TESO L中国大会”上海宣言》。在这次大会上，我着重提出了下述几点意见，这些意见在7月21日、22日出版的《中国日报》上是这样报道的：

1. C hen Lin,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B eijing Foreign Studies U niversity-suggested that in the new era,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must be combined with other disciplines such as diplomacy, economics, politics, business, literature and arts.

“Students w ith a good m astery of foreign languages need to accum ulate know ledge in other professional aspects so that they can better contribute to national developm ent, the B elt and R oad Initiative, and other major initiatives that can help "build a com m 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 anity.” （作者注：指“人类命运共同体”）

2. Chen Lin...said he especially appreciated the declaration’s determ ination that educates w ill be com mitted to creating a stream lined m odel for English education to coordinate efforts from elem entary to tertiary education （作者注：指“一条龙外语教育模式”）.

《“2018 TESO L中国大会”上海宣言》对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外语教育的前景、任务和使命提出了八条意见，可以说是道出了我国广大英语教育工作者的心声。我借此机会，在此为之做一些传播和宣扬。

1．坚持立德树人的目标引导，在英语课程中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2．引导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树立跨文化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学会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

3．打造“一条龙外语教育模式”，促进我国外语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

4．着重培养学生的阅读素养，为他们提供高水平的阅读材料；

5．推进外语教育信息化进程，促进我国外语教育的现代化；

6．加强外语教师教育，探索有效的教师发展模式，开发多元的教学评价体系；

7．促进教育公平，让青少年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加大对欠发达地区英语教育的支持力度，努力让每个儿童、青少年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英语教育；

8．促进我国英语教育与国际广泛交流，全面推进中国英语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和国际水准的英语教育体系。

以上所述，就是当今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方向。让我们广大外语教育工作者撸起袖子、亮出肌肉，为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全力拼搏吧！

陈琳 ，著名教育家，2018 年教育部“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获得者，全国基础外语教育研究培训中心理事长，国家《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专家组组长，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