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洁，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长期从事英语和美国文学的教学工作，以及美国文学，尤其是南方文学和妇女文学的研究工作。曾经参与编写《大学英语》（商务印书馆）和 《美国文学选读》（高等教育出版社）等教材，译作包括美国作家沃克的《紫颜色》、沃伦的《国王的人马 》和福克纳的《圣殿》、《坟墓的闯入者》等长、短篇小说。其中，《圣殿》获2001年鲁迅文学奖中的翻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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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作家朱自清的笔端，父亲的背影是令人伤感的：穿过铁道，爬上月台，步履蹒跚。在陶洁的印象里，父亲的背影是威严的。小时侯，每当她蹑手蹑脚地走近书房，好奇地透过门缝朝里望时，总是看见父亲背对着门，安静地坐在书桌前，或看书，或埋头书写。这样的场景一直深深地印刻在陶洁的心里，以至于当忆及其少年时光时，她所描述的第一个画面就是这个背影，透过它，陶洁感受到了知识的魅力，并最终踏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

　　简单而快乐的海上旧梦

　　流光斑驳的十里洋场、目不暇接的电影海报、身着旗袍的摩登女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笼罩着一层光怪陆离的色调。商人巨贾、社会名流和影视明星纷纷在此聚集，令这个时尚之都弥漫着浮华和脂粉的气息。就是在这样一个喧嚣而躁动的城市，年幼的陶洁却在城南一处僻静的弄堂里，享受着她那简单而快乐的少年时光。这个很少说话，性情沉静的女孩，不爱和小伙伴们在院里嬉戏打闹，而是常常一个人蜷缩在家门口四尺多高的大书箱里，拿起一本书似懂非懂地翻阅。《红楼梦》《小坡的日记》《给青年的二十封信》是陶洁在少年时最早接触到的文学作品，尽管识字不多，无法完全读懂书中的内容，但她却仍然看得津津有味，常常托着腮帮望着房顶，为“林妹妹的落泪”而伤心不已。

　　1943年，陶洁入读一所由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小学。三年级时，她第一次接触到英语。起初，为了教授发音，老师总会编制一些朗朗上口的儿歌，让学生在课堂上学唱。对于这种“极其感性”的教学方式，陶洁很是喜欢，可是，这样的良好开端并未持续太久，枯燥的拼写练习很快消磨掉了陶洁对外语课的一丝好感。

　　“印象中，小学时的英语课是这样的：老师先带着我们朗读生词，接着概述一下课文内容，要求我们反复诵读，测验内容就是默写单词和课文，教课方式十分单一。三年级整个一学期，我的英文测验几乎都是挂红灯，有几次还曾试图作弊，但都未成功。尽管勉强升入了四年级，我还是得和比我低一届的学生一道学习三年级的英语，到了五年级时，再补上四年级的课程。”陶洁说道。

　　到了小学的最后一个暑假，为了不影响毕业，陶洁只得自学五年级的课程。当时的课本是一册名为《泰西三十轶事》的短篇故事集，其中收录了诸多传说和童话故事如“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苏格兰国王布鲁斯和蜘蛛”等等。这些精短有趣的故事让从小就喜爱文学的陶洁找到了学习英语的动力。经过一个暑假的补习，她的英语水平迅速提升，到了六年级便很快从“英语留级生”成为班里的优秀学生。

　　凭借优异的成绩，陶洁被学校保送入读上海中西女中。这所教会学校很注重英语课的教学，初中课本一律是没有任何中文注释的全英文故事汇编。升入初二，由于教会学校学费过高，陶洁转入第一女中学习。在女子学校，陶洁总是会显得有些特别，体育课上，她常常能出色地完成令很多女同学望而却步的运动项目例如爬绳、叠罗汉；放学后，当同伴们着急着步出学校，在布匹店和电影海报前流连忘返的时候，她却静静地坐在学校图书馆的角落里，沉浸于书香，捧读钟爱的文学作品。在中学阶段，陶洁养成了阅读英文简易读物的习惯，如《爱丽丝漫游仙境》和《悲惨世界》，有的作品她“如痴如醉地看了好几遍”。

　　临近高中毕业，陶洁没有遵从父母希望她就读上海当地院校的想法，报考了北京大学西语系。“在上海生活了近20年，我很想到异地去上学，锻炼独立的能力，看看外面的世界。当时，一本招生宣传页也对我的报考选择产生很大的影响，上面写道：清华有散文式的建筑，北大有诗一般的建筑，这一描述令我产生无限的遐想，我决定一定要去北大看一看。”

　　真正开始了解英语

　　进入北大西语系，陶洁服从学校安排就读英语专业。“当时的学习条件远不如现在。整个北大西语系就只有一台当时东德赠送的体积巨大的录音机，磁带和收音机在当时算是奢侈品。”陶洁回忆道。

　　由于缺乏用于练习听说的硬件设备，北大英语专业将阅读和写作定为本科教学的重点。张谷若、朱光潜、李赋宁等英语大家曾先后在陶洁所在的班级授课，他们的教学方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给她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大一时，老师告诉陶洁，如果阅读英文原著有困难，可以先从用英文翻译的外国作品入手，逐步提升难度、培养语感。在这一年，她阅读了诸多英文版前苏联文学作品如《战争与和平》等等。大二时，她开始接触毛姆等作家的文学作品。为了锻炼写作，陶洁还坚持用英文写读后感。

　　三年级时，陶洁从师著名翻译家张谷若学习写作，通过模仿优秀散文，掌握英文句式的表达和观点的阐述。同时，她还渐渐养成了查阅英英词典的习惯，《小牛津词典》《袖珍牛津词典》和《简明牛津词典》是其最早接触到的工具书。

　　在大学的最后一年，陶洁第一次接触到一些文学理论课程。“李赋宁先生的‘古典文学批评课’很受学生的欢迎。他对一些大型词典如《引语字典》和《莎士比亚用语》的介绍令我们大开眼界，他常要求我们在查阅同义词词典的基础上复述所阅读的作品。批改我们的作业时，凡写得好的语句就用横线划出来，大大提高了我们对写作的兴趣。”陶洁说。

　　毕业时，凭借出色的学习成绩，陶洁被学校安排留校担任讲师工作。刚刚踏上教师岗位，陶洁就被分配教授大学二年级的精读课。陶洁告诉笔者，尽管已有大学四年的学习基础，直到开始教书，她才“真正开始了解英语”，而这了解的过程却是伴随着一次次的尴尬和难堪逐步形成的。由于所学有限，陶洁有时难免会回答不出学生的提问，每到这时，她常常红着脸，局促而紧张地站在讲台上，不知如何是好。课下，她赶忙向专家请教寻找问题的答案，在第二天的课上给学生讲解。

　　由于师资缺乏，当时每个北大英语专业的教师都承担着非常繁重的教学任务。即使是在每周要上8至10节课的情况下，陶洁仍坚持通过编写练习题提升教学水平。比较简单的试题是将学生作业中出现的语法错误挑出编成改错题。难度大一些的是复用词练习，即在课文中挑选实用的词汇或短语，让学生翻译含有这些语言点的中文句子。对陶洁来说难度最大的是在报纸上选编一篇文章，并用学生学过的词汇编成中文短文，让其翻译成英文。

　　“现在想来，当时的任务量确实很繁重，但这既丰富了教学经验，也让我收获了语言知识。”陶洁说。在上世纪60年代，陶洁还曾和其他老师一道提出“将基本错误消灭在二年级”的口号，列出十个重点教学点，不断提醒学生不能出错，帮助学生巩固知识点，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十分有效。

　　含英咀华 孜孜以求

　　1979年，陶洁被学校推荐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纽约州立大学纽波兹分校升造。由于当时的北大英语专业还未开设美国文学课程，在出国前，李赋宁先生向陶洁表达了希望她能主攻美国文学研究的想法，因为在他看来英语专业开设文学课程将是大势所趋。在美的第一年，陶洁选修了语言学课程、语言教学课程和一些英国和美国文学课程，如当代美国文学、美国戏剧和美国小说等。

　　在学习的同时，陶洁还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被邀请参加了美国世界英语教师协会（TESOL）在1980年举行的年会。在参加年会之前，陶洁曾听到一些外国专家有关中国英语教学法十分落后的言论，这种有失偏颇的言论让陶洁很不服气，于是，在TESOL年会分会场的讨论中，陶洁阐述了她的观点，认为在和西方国家不相往来的年代，中国仍然培养出一批英语人才，而且还是卓有成效的。

　　1981年回国后，陶洁整理了在美国的学习笔记，节选了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和海明威、福克纳等名家的小说编写成教材，在北大首开美国小说课，成为我国开设美国文学课程第一人。在教学的同时，陶洁在美国文学理论研究的道路上继续跋涉，并在80年代中期撰写了一篇反映当时美国文学发展现状的文章，发表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杂志《外国文学季刊》上。

　　在研究美国文学的同时，陶洁也开始将精力倾注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早在1979年，陶洁就曾尝试过翻译了美国黑人作家Charles Chesnutt的两篇小说，由于当时翻译功底有限，加之黑人语言不遵守语法规则的特点，陶洁足足花费了四个月才将这两部小说翻译完成。陶洁告诉笔者，在翻译过程中她有时不得不先将艰涩的黑人英语“翻译”成标准英语，再将其翻译成中文。

　　从美国学成回国后，应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邀约，陶洁先后翻译了《雷格泰姆音乐》《国王的人马》《紫颜色》《圣殿》《坟墓的闯入者》等美国当代文学作品。其中，《圣殿》获得了2001年鲁迅文学奖的翻译奖。

　　随着研究和翻译实践的深入，陶洁逐渐对美国作家福克纳的作品和美国妇女文学产生了兴趣。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小说《女勇士》、美国作家艾丽斯·沃克的《紫颜色》是陶洁最早接触到的美国女性文学作品。在深入研究这些作品的基础上，她先后撰写了“小议美国女性文学”“世纪末的反思——再议西方的妇女文学”和“美国妇女运动先锋贝蒂·弗里丹”等研究文章。

　　钟情于美国妇女文学作品的同时，陶洁还逐渐开始关注美国作家福克纳。在70年代末出国前，陶洁就曾因为翻译了有关福克纳作品的评论文章，而读过其作品如《喧哗与骚动》。在美国学习时，陶洁阅读了大量福克纳的作品，还将一些评论著作带回国内。在参与翻译福克纳的中短篇小说之后，陶洁逐渐开始对福克纳的作品进行深入的研究，剖析福克纳作品的幽默元素、研究福克纳作品在中国的影响。1987年由陶洁发起在北大召开了第一届福克纳国际研讨会，与会者纷纷从不同的切入点交流了东西方福克纳研究的最新成果。1997年和2004年，第二届和第三届福克纳国际研讨会相继召开。

　　如今，已到古稀之年的陶洁仍在每天忙碌着，目前，她正计划在以往翻译和论著的基础上撰写专著《福克纳研究》。这已经成为北大外语学院的研究项目之一，在教育部已获得立项，并得到资助。尽管没有亲眼见到，但笔者仍可想象陶洁一如六十年前她那独坐书房，含英咀华的父亲一样，捧读福克纳的作品，沉迷于文学世界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