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11:30。国家外文局四楼会议室。持续了近两个小时的中国翻译协会常务会长会议终于结束。身为翻译协会会长的刘习良拎着黑色公文包，步出会场。身板硬朗、步履稳健，淡色条纹衬衫平整地束进牛仔裤里，脚穿一双铮亮的黑皮鞋,乍一看让人很难相信眼前站着的是位“年逾古稀”的老人。

　　访谈还未入正题，刘习良被告之会议的部分议题还有待商榷，于是，他又不得不面露抱歉的神色，在匆匆和笔者约定再次叙谈的时间和地点后，迅速起身，拎起包，赶赴下一个会场。看看时间，已是12点多，正是午饭时间。

　　再次见到刘习良是在其位于国家广电总局的办公室里。在这里，他作为翻译协会会长的身份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广播电影电视部前副部长、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副会长的角色。这天见到的刘习良与前日有些不同。他身着一条水洗得有些发旧的藏青色西裤、足登一双黑色圆口布鞋，举手投足散发出与前日会场上不同的气质。刘老的办公桌上堆着一摞剪报，多来自《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刊物，文章内容跨度很大，从“张之洞及其《劝学篇》”到“网络中文域名的保护”，无所不包，每张剪报都被平整地粘在一张A4纸上。一旁的助理告诉笔者读报剪报是刘习良多年的习惯，如果要粗略地估计，每年这样的A4纸得有四、五千张。

　　访谈中，刘习良言语精炼，沉稳而淡定。回答笔者的提问不紧不慢，思维十分严谨，很少延伸话题，总是切中肯綮、点到为止。

　　其实，中国翻译协会会长、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副会长仅仅是刘习良众多头衔中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他还是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华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会常务副理事长和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众多头衔集于一人之身，让这位老人难得有闲暇享受生活。然而，刘老似乎对这种忙碌的状态十分享受，忙并快乐着。

　　象牙塔初识西语

　　作为如今的中国翻译协会会长，刘习良却毫不讳言他对外语并非“一见钟情”，甚至还带着强烈的抵触情绪。在天津南开中学上高一时，刘习良首次接触到英语。也许是由于小学时在沦陷区被逼学日语的痛苦经历，外语曾给其少年时代抹上一层灰色，英语也未能在他那里得到好的“礼遇”。高中时，他甚至尝试与同学一道写信寄去教育部，希望能废除高中英语课程。1953年秋高中毕业填报志愿时， 刘习良首选了当时国家号召投考的地质专业、又填报了历史、化学等专业，只在志愿表的第五栏极不情愿地报考了外语专业。

　　也许真是应了“冤家路窄”的话，最终，刘习良还是成为了外语专业的学生。在跨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大门的第二天，他被分配到德、西、法文系，主修西班牙语专业。得知系里的分配决定，刘习良有点发懵。别说西班牙语，他对于“西班牙”的所有了解也仅仅是“欧洲国家”“塞万提斯”和“堂吉珂德”。

　　大一时，刘习良跟随中、外教学习西班牙语发音和基本词汇。第一学期结束时，参加口语考试，智利老师在桌上放一个马蹄表，要求学生连续不断地说话，话题不限，但必须持续5分钟。由于词汇量有限，这短短5分钟对于刘习良来说也显得相当漫长，词汇重复、语法错误等状况时有发生。

　　进入大二，在积累了一定词汇量的基础上，除了消化教材内容，刘习良还开始大量阅读西班牙语原著，阅读范围主要集中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西班牙作家的作品，包括继塞万提斯后最伟大的当地小说家佩雷斯加尔多斯。

　　三年级时，系里鼓励学生多进行课外实践，刘习良积极地参加社会活动，积累口译经验。第一次实践是为中国妇联邀请来华的墨西哥妇女代表团担任生活翻译。那天，刘习良起了个大早，背着书包，在包上系了块毛巾，挂了个搪瓷杯，便往北京饭店赶。坐在接待室等候客人时，刘习良紧张地有些坐立不安，担心自己“初出茅庐”，根本无法胜任口译任务。他“缩在房间里”，连房门也不敢出，手心直出汗。 “由于不知道表述‘双胞胎’‘三胞胎’的具体词汇，我只能通过解释性语句间接表达意思。尽管最终还是完成了任务，但完成质量很一般。” 刘习良回忆道。大四上学期，正值中国共产党八大召开，刘习良又为邀请来华的拉美客人担任生活翻译。几次为数不多的实战演练既让他积攒了不少临场翻译的经验，也让他认识到自身专业技能的匮乏。每次完成翻译活动回到学校，刘习良就趁热打铁，立即查阅现场未能翻译出的词汇，真正实现以练促学。

　　1957年大学毕业后，刘习良被安排留校任教。1958年，他又被选入该校专为外交部培养人才的高级翻译班进行了为期两年半的深造。其间，除了完成紧凑的课程，刘习良还阅读了大量西班牙语著作，每天课下平均要完成40页左右的阅读量，12点后睡觉是常事。

　　为周总理当翻译

　　1959和1960年是刘习良口译生涯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时期。在这短短两年里，他曾先后六次为周总理担任翻译。尽管已是40多年前的事，对于当年总理的音容笑貌和会谈现场的情景刘习良仍是记忆犹新。

　　“给周总理当翻译，一是觉得责任重大，不应有错译、漏译;二是由于西班牙语和法语十分接近，而总理又通晓法文，译员取巧、省略都无法隐瞒过去。好在总理十分体恤译员，如有翻译错误，他会及时提醒，或者通过转换表达，方便译员翻译。”刘习良回忆道。

　　1959年，随着古巴革命的胜利，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官方交往开展起来。10月，正值国庆10周年，国家邀请了一批客人来华参观。刘习良第一次为总理担任翻译时，总理正接待参加国庆观礼的拉美客人。外宾陆续到场后，围成了圈，总理就站在圈中央向客人介绍10年来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谈及经济发展就必然涉及众多数据。由于汉语以“万、亿”为单位，而西语以“千、百万”为单位，在两种语言间翻译数字常常需要快速换算。为了方便翻译，总理常在说话时直接替译员转换数字，如用五千百万指代50亿，细心之处可见一斑。

　　1960年，刘习良再次为总理担任翻译，来访的是两位智利外宾。由于一时紧张， 刘习良错将“殖民主义”翻译成了“帝国主义”。由于法文与西班牙语较为相似，通晓法文的总理察觉了翻译的错误，便提醒一旁的刘习良进行更正。“幸亏总理提醒及时，不然，一定会让来宾心生困惑。总理深厚的外语功底和敏锐的觉察能力真是令人佩服。” 刘习良说道。

　　在刘习良珍藏的相册中,有一张有些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左边坐着周总理、与其相对而坐的是赫赫有名的古巴著名革命家格瓦拉，而在总理身后坐着的正是刘习良，那时的他才24岁。照片定格历史，也记录着刘习良翻译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一笔。出乎笔者意料的是，即使是忆及这段值得浓墨重彩的经历，刘习良仍没有过多的描述，谈及的也只是翻译中的不足和对这些瑕疵的深深的遗憾。

　　1960年11月中旬，时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的格瓦拉率古巴革命政府代表团访华，刘习良被荣幸地选派为总理担任翻译。谈话间，格瓦拉告诉总理古巴大使正在来华途中。刘习良顺口将这句话译成了“古巴外长正在来华途中”。总理立刻问他:“我怎么不知道？是外长还是大使？”刘习良这才醒悟过来，连忙更正。

　　“1962年以后，我基本上不担任口译工作。1969年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周总理在百忙中曾5次接见翻译班子的代表，解答翻译中不清楚的问题。第一次接见时，总理和到场的翻译工作者一一握手。和我握手时，他说:‘噢，你也来了。’几年过去了，日理万机的总理居然还能认出我这个小翻译，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刘习良回忆道。

　　电波里的人生

　　1960年年底，由于中国和拉美国家来往日益增多，中央广播事业局对外部（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急需增加西班牙语节目的播出量。是年11月，刘习良被调入电台从事西班牙语广播节目翻译工作。在电台工作的30年里，他历任翻译、播音员、编辑、记者、拉丁美洲部副主任，1982年6月，刘习良走马上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台长，后又成为广播电台代理台长。

　　在电台工作的前22年，刘习良主要从事基本的播音和翻译工作。当时，西班牙语节目每天的播出时长为六个半小时，白班工作主要翻译专题稿件和制作文艺节目，夜班则主要进行新闻和评论的翻译工作。尽管在入台前刘习良已多次从事过翻译实践，但实践多以口译为主，口语化和灵活性较强;相较而言，笔头翻译则更加注重严谨性和表达的逻辑性。在实现这两点的基础上，翻译还需根据广播语言的特点调整文章结构，润色语言表达。

　　当时，工作人员的翻译领域没有具体划分，翻译原文涉及领域很广，包括社会、文化、经济等。文章体裁不同，对翻译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为了提升新闻翻译水平，刘习良一方面加强对新闻语言的了解，一方面保持对新词新语的敏感度，并及时查找其译法。翻译言论文章时，他十分注重用词和语气的表达，力求准确而严谨地传达原作者的观点。录制娱乐性节目时，为了充分展现语言的生动性和生活化气息，他常字斟句酌、几易其稿。在刘习良的办公桌上总是堆放着十来本字典，有时翻阅若干工具书也只是为了查阅一个单词。

　　令刘习良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翻译经历是为一档文化专题节目翻译作家杨朔的散文《樱花雨》。“初读稿件时，我就被作家所营造的温馨而又带着淡淡惆怅的意境所吸引，当时就萌生了翻译原文的强烈冲动。翻译过程中，除了熟读原文，领会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我还翻阅了大量由国内西班牙语翻译专家所翻译的与《樱花雨》具有类似主题的散文译文，揣摩其用词和句型使用。” 刘习良回忆道。最终，译文在经外文专家审校后，交由一位古巴戏剧演员进行配音。优美而流畅的译文、女播音员感性的嗓音和那缓缓流淌着的同样带着淡淡惆怅的音符为听众奉上了一道听觉盛宴。

　　1982年，刘习良被任命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台长。在任期间，他意识到广播电台驻外记者的重要性，在台里已有贝尔格莱德、东京、巴黎、巴基斯坦和墨西哥5个记者站的基础上又陆续在华盛顿、柏林、曼谷等1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国际广播电台自己的记者队伍。

　　除了直接建立驻外记者站，刘习良还在台里组建了专业的外事采访时政记者队伍。当时，我国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时随团采访的新闻单位有严格的限制。国际广播电台本不在列。为了给电台争取随团采访的资格，刘习良先后多次前往外交部和中共中央办公厅，说明国际电台派出记者的必要性。在申报批准后，他又要求台里迅速组建一支熟悉国际事务并精通外语的外事采访队伍，以扩充电台国际新闻自采的数量，传递电台自己的声音。“由于精通外语加上对国外文化、办事规则和风俗习惯的了解，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在采访中很快显示出他们与人沟通和采集信息上的优势。这是当时其他新闻单位所不能及的。”刘习良说道。

　　1990年9月，刘习良被任命为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总编室主任，1991年5月，上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在任职的6年里，刘习良主要统管我国广播电视的新闻报道、社教节目、对外传播以及业界对外交流等领域的工作。1997年，退居二线的刘习良就任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副会长一职，主持广播电视研究工作。（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