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综合思维特征来源于中国的哲学传统。儒家大师孟子主张“万物皆备于我”,道家鼻祖庄周认为“与天地并生,而与万物为一”。之后的新儒大使董仲舒、理学大家朱熹又大大发展了这种天地万物一体的整体观念。于是就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强调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诸权一统的特征。而在西方,特别是在文艺复兴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门学科的分类日益精细;分析方法论又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反映在语言表述上,汉语是“以意统形”“以神统形”,其句子的结构和语义信息的表达,是由其内在关系来决定的;而英语则是“结构分明”“要素齐全”。例如,汉语说“下雨了”,“谁呀?”可以不要主语,而译成英语时则要补上:“It’s raining”“who is it?”至于复杂一点的,“你真是进步啦!”则要译为“You have really made progress!”不但主谓宾要齐全,就是仅起语法作用的助词等也不能少,而且如上所述,动词本身还要作相应的变化。
就一段落而言,也是如此。例如,“突然收住,他摇摇身体站起来,从烟盒里取出一支放在嘴里,又将那烟盒往她面前一推,作了个‘请吧’的手势,便又埋在沙发里,架起腿,点着了烟”。这一连串的动作,靠着汉语松散的结构组合起来,意图明确、意思完整,“词项”是常常可以省略的。而这在英语里是绝对不可以的;否则就不称其为英语,故应大致译成:With this, he suddenly swung his feet to the floor and stood up. He took a cigarette from the case on the table and stuck it between his teeth, then slid the case towards her with a gesture of invitation to help herself. He settled himself on the sofa again, propped up his legs, slowly struck a match, and began lighting his cigarette.所以,中国人写的英文,在母语为英文的人看来,常常是“缺项”的,便是这个道理,故须在思维方式上有所调整。
反映在语言上,汉语善于用形象的手法表现抽象的事情,而英语则要用精确的概念来表达事理。例如,“车”的概念是“有轮的交通工具”,而其内涵则由其上下文确定,如“院子里有很多车”和“路上有许多车”,前者是指静止状态的(可能指来了很多人),而后者则指交通繁忙。译成英文时,则分别为“There are a lot of vehicles in the yard.”和“There are too much traffic on the road.”其中,vehicle指的是“运输工具”,而traffic则是指“运行着的车辆”及“交通状况”。两种思维类型的转述,由此可见一斑。
I study translation in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School at Macao Polytechnic Institute in Macao, China.
可见,英汉两种语言的语序是恰恰相反的。
同时,就时间的先后概念而言,中西方思维方式也是不同的。英语中用back指称过去的时间,用forward指称未来的时间,而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则相反,用“前”指称过去的时间,用“后”指未来的时间。如唐诗中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怅然而泪下”。再如,A task for the period ahead应译为“今后的任务”;而“惩前毖后”则译为learn from the past mistakes to avoid future one.在翻译中, 这种语序的调整,实则是对思维调整的一种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