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日获悉，上海外国语大学从今年春季起按照全新的理念在本科生中实施通识教育，打破专业壁垒,开设通识课程。据悉，根据通识教育理念，外语专业学生除学习专业课程外，还必须学习一定数量的通识教育课程，例如哲学、地理、历史等课程。而此前，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也开始试点通识教育。这种新兴的“专业教育+通识教育”的理念将对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产生何种影响由此成为高等教育界新的关注话题。

　　据了解，高校中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是指大学生均应接受的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艺术等基本知识的教育，即职业性和专业性以外的教育。通识教育与通常所说的公共课有所区别。公共课是我国大学一贯开设的课程。公共必修课通常包括政治课、技能类课程(如外语、计算机)以及部分文理互选的课程(如大学语文、科学入门)等。这类公共课通常有固定的学分要求,并且内容很难变动。而通识教育则不仅仅是一系列课程内容，而是一种完整的人才培养模式,包括教育理念、培养目标、课程安排、教学方式、学业评估、学生管理等一系列重要内容。尽管通识教育的理念在国际上已获得广泛认可和实践，但在我国，通识教育目前还是一种新兴的教育模式。

　　试水新模式 培养新人才

　　记者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教务处了解到，今年上外将先行开设5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包括“中国与世界”“《周易》与中华审美文化”“弗雷格的《算术基础》”“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等。上外教务处处长李基安教授表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拟按照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几大模块分类进行，实施大班授课与小班讨论相结合，提倡学生多阅读经典原著、多参与讨论、多写研究报告。而非正式课程即通识讲座、校园文化建设、学生社团活动等则与核心课程有机结合同时进行，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认知视野和人文体验，培养其独立思考的辨析能力。

　　上外英语学院院长梅德明教授对记者表示，该校英语学院在学生课时总量不增加的情况下（160学分），对专业课程进行了有机调整，使部分必修课更加深入，同时剔除不合理的课程，留出空间为通识课程开路。

　　“由于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学习前苏联的教育模式，因此学科分类过于细化，过分强调专业教育，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结构比较单薄。”国家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外语系副主任刘世生教授告诉记者。据介绍，由于以往学科分类较细，因此外语专业教学只注重外语本身的教学，使得学生知识面狭窄，难以接触到其他领域的知识和思想。外语专业学生经常被指“语言流利，头脑空洞”。而通识教育恰好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我们开展通识教育，就是要做到文理之间打通，使学生学贯中外，格高致远。”梅德明教授对记者说。他表示，英语专业学生在打好语言基础、保持专业特色的前提下，需要有广博的知识面、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实施通识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知识的传授，而应在课程设置中加入探究性课程及探究性项目，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使教师成为引导者，学生成为思想者。

　　专业VS通识:孰轻孰重？

　　记者在调查采访中了解到，上外在实施通识教育方面并非“第一个吃螃蟹”的学校。北大和清华等高校都已开始试水这一全新的教育模式，他们采取的具体措施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大致可分为三大类。

　　一类高校例如复旦大学，可谓是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外语专业新生入学后，与其他专业学生一样，进入到复旦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通识教育，接受综合教育、文理基础、专业基础等三大课程板块的文理综合素质教育，从二年级起再进入具体的专业学习阶段，即“一年通识教育＋三年专业教育”的 “1＋3”模式。

　　第二类高校例如北大、清华、南大等，尽管也采取了类似“1＋3”式的培养模式，但只是针对部分院系进行大类招生和新模式试点，外语专业并不包括在内。但学校要求外语院系学生须选修一定学分的通识教育课程。以清华为例，学校要求英语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比例为80:30:30，即英语专业知识80学分，人文社科与艺术知识（哲学与政治、经管与法律、历史与文化等）30学分，自然科学与技术知识（实用统计方法、物理学导论、现代生物学导论，计算机文化基础等）30学分。

　　第三类高校，例如上外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外语类院校，则在全校统一开设通识课程，规定外语专业学生须选修一定比例的课程数量。

　　尽管上述三种通识教育模式不尽相同，但各高校都不约而同地面临着一个相同的困惑:如何平衡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件非常头疼、很难操作的事情。”刘世生教授向记者坦言。“不少高校现在其实也在‘小步勤挪’，逐渐摸索恰当的教育模式。”

　　对此，梅德明教授认为，实施通识教育应当与专业教育紧密结合，以通识教育促进专业教育。上外的核心竞争力在外语，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社会精英，因此他希望通识教育不要演变成高中四年级的学习，而应在能力培养、知识贯通等方面都做到高起点、严要求。

　　北外英语学院院长孙有中教授则对记者表示:“对外语专业学生进行通识教育的前提是保证学生的语言技能水平不下降。”孙教授认为应改革语言技能课的训练，例如将语言技能融合到通识教育课程中，部分课程可以采取“教师英文授课、学生阅读英文书目”的做法，以达到“语言技能课程知识化，知识课程技能化”的目的。

　　高校外语院系负责人谈通识教育 （以姓氏拼音排序）

　　程朝翔（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

　　通识教育是对人的全面培养，因此学生的知识结构中不应当只包括人文教育的内容，还应包括科学教育等理科教育以及艺术教育等内容。学生在本科阶段拓宽知识面和知识结构对其发展是有利的，因此北大鼓励学生辅修其他专业的课程。

　　黄勇民（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院长）:

　　外语专业学生多学习一些知识对其今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但是由于学生一年级在复旦学院中学习，因此他们的通识教育课程和活动比较多，同时相对来说缺乏外语环境。如此一来，学生的语言基础能不能打牢、对外语专业学习是否有利还值得商榷。

　　刘世生（清华大学外语系副主任）:

　　学生只学外语相对单薄，因此通识教育改革的大方向是对头的。“1＋3”等通识教育模式的前提条件是国内的教育资源如师资和学校硬件设施等足够丰富。通识教育需要足够数量的教师开设足够数量的课程。例如哈佛有几十甚至上百个系的教师开课，每个学生都能根据自己的兴趣找到可以学习的课程。但这在国内难以做到。国内的高校通常只有比较传统的几个院系，学生出来后都被贴个标签:某某系毕业。另外，通识教育要达到国际水平，也要加大财力投入。

　　梅德明（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

　　掌握英语语言工具的人需要有广博的知识和广阔的视野。通识教育课程与外语专业以往的选修课不同。以往的选修课基本上是讲授英语国别的知识，例如英美文学和文化，这容易局限于对国家的国情研究。那只是通识教育的一个方面。现在的通识教育好比是一个魔方，有六个面，我们要打破原来的限制和界限，举一反三。此外，通识课程还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突出互动性，也可以脱离传统的课堂，在网上进行，或者让学生进行社会考察。但是，从一年级开始不分专业招生进行通识教育，是不符合外语专业的特色和学习规律的。外语学习要趁早，正所谓曲不离口，拳不离手。

　　孙有中（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

　　通识教育不仅是课程问题，还是理念问题。通识教育应在拓宽学生知识面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英语专业推进通识教育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实现。一方面，北外英语专业自身增加人文通识课程，要求学生学习文学、文化、国际政治经济等专业方向的课程，这些课程均用英文讲授;另一方面，学校用中文开设人文社科类课程，也要求英语专业学生选修。

　　王守仁（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首先确定一个大方向是外语专业学生有必要参加通识教育。其次就是通识教育跟外语专业教学的关系应当如何处理。我认为通识教育如何做到合理安排是关键。

　　部分国家高校通识教育概况

　　美国

　　美国一向把通识教育看作是独立的课程，通识课程与主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共同构成大学课程的总体框架。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因其“核心课程基本框架”而被许多高校模仿。哈佛规定本科生四年内须修完128学分，通常为32门学期课程（16门专业课程，8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8门选修课程）。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共有100多门，其主要领域包括外国文化、英语写作、外语、历史、文学与艺术、科学和社会分析以及数理统计等。

　　英国

　　与美国不同，英国大学将通识教育理念渗透到整个大学的教学活动中。英国大学课程中没有明确的通识教育内容，但在课程目标、课程结构和内容、课程实施等许多方面无不体现着通识教育的精神实质。英国大学善于以主修和副修科目的配合，融贯学生的知识。其专业设置面非常宽广，设有大量联合专业，例如英语和现代语言、现代史和现代语言等。

　　德国

　　德国大学并没有旗帜鲜明地打出通识教育的旗号，但所采用的多专业相结合的教育模式具有通识教育的特点。例如洪堡大学侧重于让学生集中在两到三门专业之内系统深入地获得所在专业和学科的知识、能力和方法。外国语言文化专业包括英语语言学和文学及美洲学、非洲语言学、日本语言与文化等。专业课程包括必修课、限选课和自由选修课。自由选修课的选择范围不限，其比例占到总课时数的10%到30%。

　　日本

　　以东京大学为例，本科新生入学后集中在“教养学院”进行两年的前期通识教育,后期再根据学生志愿和学习成绩分流到各学院,进行学科专业教育。东京大学的前期课程由基础科目、综合科目、主题科目和专业科目四部分组成。教养学院还设有语言文化中心和美国研究资料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