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并不是对外在客观世界的镜像式的直接反映，在语言和世界之间还存在着大脑作为调节这两者关系的介体,因此最后反映在语言中的世界是经过大脑思维处理过的世界，这个过程对于认知语言学来说是一种概念化的过程（conceptualization）。同样，意义在认知语言学看来也是认知建构的结果，也就是所谓的概念化的结果。正如美国认知语言学家兰盖克所说:“意义是一种心智现象，最终必须参照认知过程才能得以描述。”所以，作为认知过程之一的概念化决定了认知概念的形成和组织方式，是建构意义的关键认知机制之一。不同语言之所以存在不同是因为它们的使用者建构意义的认知方式不一样，不同的认知方式也就相应地造成了语言形态的差异。因此，从考察不同语言的认知机制入手探讨翻译过程中认知层面的转换也应该是翻译研究的一个方面。

　　语言的象征单位基本上包含两个部分:语义和语音。意义主要生成于语义部分，它的生成要借助其他元素才能完成。一个语言单位的意义有着众多的关系网络，主要包括前景和背景、部分与整体、原因同结果以及阶段和过程，这些认知关系是语言单位的意义生成的基础。认知语言学常用直角三角形的斜边来比喻意义的产生对于认知关系的依赖。在对直角三角形的斜边概念化处理时，需要放在平面几何的直角三角形这个背景中处理，这种部分与整体的认知关系也在语言单位的意义确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同语言对相同的意义可能会启用不同的认知关系予以建构。这个观点是对翻译中原译文传统对等观念的一种挑战。翻译者会根据原文意义相关的认知关系选用不同的表达方式表达原文意义。下面笔者分别谈谈四种认知关系。

　　1.前景和背景关系

　　前景和背景的关系比较活跃，前景可以衬托其他实体而成为背景，而原来的背景也可以在其他背景实体衬托下成为前景，比如直角三角形既可以作为其斜边的背景，也可以作为整个平面几何的前景。实体之间认知关系的不定性也就决定了在意义的建构时所启用的认知关系容易发生变化。对于相同语言的使用者来讲，他们在表述相同意义时会调动不同的认知关系，比如英语中有morning star和evening star，但其实它们指的都是金星，而在汉语中则被称作“启明星”。同一实体有三种称谓的原因在于同一个语言以及不同的语言对其语言表述前选择的认知关系不同。这对翻译者的启发在于，翻译者不能一味继承原文的认知关系来表述意义，而是有意识地寻找译入语所认可的认知关系对意义进行再处理。

　　2.原因和结果的认知关系

　　由于原因—结果的认知关系，原文和译文之间在表述相同意义时也会出现认知差异性。在余华的小说《活着》中有这么一句话:

　　王四做了亏心事也不脸红，……(余华《活着》)

　　“王四”因做了某件事而感到“亏心”。事情是导致“亏心”的原因。在这句话里原因和结果同现。作者是利用原因和结果的同现性来进行认知处理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以下它的英译文，我们就不难发现，原文的这种认知关系没有被译文延续下来，而是只保留了其中的“结果”:

　　Wang Si was guilty but he didn’t even blush. (Michael Berry译)

　　译文成功地用原文中的结果即“亏心”替代了原本同现的认知关系，很明显，原文和译文采用了不同的认识处理方式实现了各自的表述。

　　3.整体和部分的认知关系

　　原文中的部分变成了译文中的整体，原译文对同一现象的语言表达采取了不同的认知方式，这种由部分到整体的认知转化可以从下句中看出来:

　　……只见黛玉蹬着门坎子，嘴里咬着手帕子笑呢。(《红楼梦》)

　　But Dai-yu was standing on the threshold, biting a corner of her handkerchief, convulsed with silent laughter. (David Hawkes译)

　　把原文和译文进行比对我们不难看出“蹬”要比stand更具体，描写得更为细致，而后半句中“手帕子”却没有a corner of handkerchief更为具体、细致。我们不妨把这一对翻译看成为整体—部分认知关系变更的两个方向。前者是从部分到整体，而后者是由整体到部分。

　　4.阶段和过程的认知关系

　　从整体到部分或者相反方向的认知关系变更都是空间上的，如果涉及到某个时间段和整个时间过程的认知关系的话，则成了阶段—过程的认知关系，例如下句:……不卖给宰羊的，去卖给谁呢？(余华《活着》)

　　Other than a slaughterhouse, who else would buy her? (Michael Berry译)

　　买卖有一定的先后性，但买卖这两个动作必然相伴而生，因此，既可以用其一表述整个买卖事件，也可以相互表述。于是，译文采用了不同于原文的认知形式，用buy代替了“卖”。处于一定认知关系中的事物不一定需要像买和卖这样紧密，甚至相对松散但处于同一认知框架里的实体也可以相互指代。如同样也是这句原文，用“宰羊”这个动作指人，而“宰羊”这个动作发生地slaughterhouse则被启用在译文中表述原文的意义。不同的事物只要存在着认知关系，不管这种关系是松散还是紧密，都可以潜在性地表述类似的意义。

　　上述几项认知关系都是单项性地在翻译中发生了认知性变更，这些关系在翻译过程中还可以混搭起来，共同打造译文的认知概念结构，比如下面一段文字的译文:

　　有一阵子看上去她真是不行了，躺在床上喘气都是呼呼的，眼睛整天半闭着，也不想吃东西，每次都是我和凤霞把她扶起来，硬往她嘴里灌着粥汤。家珍身上一点肉都没有了，扶着她就跟扶着一捆柴火似的。(余华《活着》)

　　And there was a period when it really didn’t seem like she’d make it. She’d lie in bed all day gasping for breath, her eyes barely open. She didn’t have any appetite, either; at every meal, Fengxia and I would have to lift her up and force porridge and soup down her throat. Jiazhen didn’t have any meat on her bones. Picking her up was like lifting a piece of firewood. (Michale Berry译)

　　在这里，译文并没有直接把原文中的“不想吃东西”翻译出来，而是找到它的原因:have no appetite;“家珍身上一点肉都没有”翻译为Jiazhen didn’t have any meat on her bones，从整个身体转向了“骨头”，属于整体到部分的认知转化。这些认知结构上的变化基本上属于单纯性的变更，而没有牵扯到多项认知关系。但是原文中出现的“嘴”在译文中却被替换为throat。这样就既造成了整体和部分之间认知关系的转化，同时也是用作为后续阶段的throat表述作为前阶段的“嘴”。原文如果直译的话，译文被认知性认可的程度就会降低，进而影响到译文的地道程度。因此，有必要对翻译过程予以认知层面上的考察。

　　做认知关系方面的翻译研究需要注意两个问题:其一是要选取译入语为译者母语的翻译，这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挖掘出原文和译文不同的认知思维特征;二是通过认知分析得到的翻译研究成果，其针对对象应该是高层次的外语学习者，在他们具备了相当词汇量的情况下使他们有意识地在翻译中注意译文的认知性的认可度，从而使译文更加自然、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