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耳边经常传来评论家的告诫，不要试图用小说家的现实生活来诠释其作品，但对卡佛这样的作家而言，他的小说确实与他的现实生活有着密切联系。他笔下写的都是美国中下阶层的普通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美国生活里最绝望也是最庞大的下层土壤。卡佛的大半生都是他们中的一员。

上世纪70年代末，他开始成名，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再不用担心写作的时候身下的椅子被人抽走，写作的风格也随之转变。乐意追根究底的读者会渴望更全面地了解他，比如，他的小说风格是如何形成的？他的极简主义是如何练就的？他从1961年开始发表小说和诗歌开始，一直到作品的成熟期都经历过怎样的变化？这些疑问在这本卡佛去世前亲自编选的自选集中大体可以得到解答。

这本自选集收录了卡佛认为一生写就的最好的三十篇小说和另外七篇新创作的小说。第一篇《没人说一句话》描述的是一个少年在普通家庭生活中的一天，父母的争吵，他的撒谎和逃学，他的性萌动和对女性的幻想，如何讨父母的欢心等。这些琐碎的孩子气的生活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富有意义的故事。将这篇小说与他以后的创作进行对比的话，我们就能清晰地感知到某种微妙变化的发生。小说集的最后一篇，同样也是卡佛创作生涯中的最后一篇小说《差事》，写的是俄国小说家契科夫的死。这个题材展示了他对纪实与虚构的写作手法的巧妙运用，他舍弃了一贯的海明威式的简约和卡夫卡式的阴郁，描述了大量细节，让整个故事变得丰满，而且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这些变化在卡佛大多数作品中是不多见的。实际上，他的大多数小说虽然延续了普通人琐碎的生活主题，但并不描述细节，不重视叙述结构，不烘托气氛，也不加评论。

有时，我读他的作品会有一种错觉，以为读的是一本超现实主义的文本，题目和情节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它们只是作为一种存在展现在那里，颇有几分荒诞的意味。以《你在旧金山做什么》《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以及《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这些不同时期的作品为例，我们能看到他开始毫不留情地削减故事、简化叙事、删除细节、摒弃隐喻、遮蔽抒情，将大量的文字弃而不用，代之以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甚至经常由沉默和空白间隔开来的对话片断。他成熟之后的作品给人的感觉像一个原本丰满的人剔除了皮肉之后剩余的一个孤零零的骨架。自选集中的《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和《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原本是卡佛创作的比较长的故事，但后来被收录到小说集《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1981）中的时候，都经过了相当大的修改。人物虽然还是那些人物，故事也仍然是那个故事，但只有依赖读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力，故事的意义和框架才得以形成，其中的空白才能被填补。

是不是正因为卡佛的小说迎合了这种读者反应，让读者有机会参与到填补作品空白的创造过程中，所以才受到众多爱好者的追捧？又或者说，他笔下那些失业的推销员、酗酒的男人、酒吧的女招待、情感缺失的孩子等，他们的生活容易让读者产生不真实的印象——小说的本质毕竟是虚构的——仿佛抽离于我们的生活。所以，阅读卡佛，就仿佛观照着一个与我无关的世界，仿佛能填补我们缺失的感情空白，也仿佛对比着自我生活中积极美好的那一面。毕竟，现实太不尽如人意，阅读对许多人来说是个逃避现实的理想寄托，可以在无尽的虚构想象中给未来涂抹一丝亮色，完成自我意义上的救赎。因此读卡佛的小说，我们填补的不仅仅是空白，还有生活的希望。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因素。年初卡佛的《大教堂》出版后，人们对卡佛小说突如其来的热捧，让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1988年去世的卡佛绝对想不到，在21世纪的大洋彼岸，竟然有这么多人津津乐道于他小说中的极简主义。文学评论家莫里斯迪克斯坦分析说，70年代的美国，燃油危机出现，经济持续衰退，政治灾难频繁，普通人的生活愈加艰苦，“当经济情况不断恶化，美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呈下降趋势的时候，美国文化迫切需要一位作家来表现侵入个体生命的悲观情绪，挫折感和失败感”，于是卡佛的小说恰逢其时。他将小说带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阶段，作家越来越不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意义变得混乱无序，简短的故事更具吸引力，因为它们是有节制的，碎片式的，不奢望把现实完全呈现。当美国人不断降低期待，开始学会忍受限制，减少对生活的要求时，卡佛所谓的简约主义完美地吻合了这个时代”，因此，他强调说，是时代呼唤着雷蒙德卡佛。

某种程度上，我们正处在一个与卡佛相似的时代。

《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

作者:[美]雷蒙德卡佛

译者:汤伟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年9月

雷蒙德卡佛是美国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和“极简主义”大师。《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总结了卡佛的写作生涯，见证了他的文学成就，收录了卡佛已出版的被公认为最好的三十部小说和七部新创作的小说。从三十篇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卡佛写作风格的发展和演变过程，而从七部新小说里，则可以看到卡佛在拓展创作题材和尝试新写作方法方面所作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