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杨洁篪外长言论的文化解读（一）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3月7日举行的记者会上，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就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问题答记者问。一位CNN的记者问到:外国人经常被告知太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您认为外国人能最终真正了解中国吗？您认为外界对中国最大的误解是什么?中国正在采取什么行动来减少这种误解?杨洁篪外长回答说，我们愿意同世界各国增进相互了解、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当前,各国的情况、世界的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我们大家都存在着如何“调焦距、对光圈”这样一个任务。 我们希望外界能够了解中国的独特性和真实国情,我们更希望一些人能够抛弃他们的有色眼镜和思维定式,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说，杨外长的答复可以作四个部分的解读。

首先，外国人是完全能够“真正了解”中国的。“真正”的概念并不是了解中国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而是深刻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概念、根本原则和根本方向。外界对中国最大的误解源于其对中国传统的根本思想和原则不了解、不熟悉，因此也就根本无法体会中国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国两制”的概念（One country, two systems）——这不是翻译的难题，而是文化互通的难题。对于这个概念，英美世界明显是看得懂，但想不通，难以理解两种相异的意识形态如何融于一体，稳定和发展如何建立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体基础之上。于是，1995年《财富》杂志曾放言，中国在香港推行“一国两制”的结果是香港必死。而实际上，推行“一国两制”十年来，中国内地稳定，香港繁荣。

从根本上讲，中央政权和多政体的制度矛盾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早就得到了创造性的解决。比如，唐代中央政府在内地实行州县制，经济方式为封建自耕农制;而在边疆地区则设立特别行政机构——都护府，以“抚慰诸藩，辑宁外寇”，其经济方式为放牧制。

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看来，国家统一是颠扑不破的第一真理，是国家的最大正义。每当中国出现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时，就容易采纳“和而不同”的政治价值观，将多政体的差异并合，兼收并蓄。对一个具备强烈进取心和自信心的中央政权来说，接纳多样性的政体组织并非尴尬的权宜之计，而是积极的制度设计。不了解中国传统哲学，就无法理解中国“一国两制”的哲学动机和信心，所以，英美世界在20世纪90年代对“一国两制”普遍出现了严重的战略误判。

其次，文化传播中的误解是完全可以消除的。产生暂时的误解并不可怕，也不必焦虑，因为消除文化隔阂是完全可行的。2010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文化和解年”，要加快多样化，消除误解，促进不同文化体之间的和睦相处。所以，不同民族之间实现“共通”完全可行。

毛泽东邀请斯诺登上天安门，向美国示好，可尼克松没接招，显然他们是看得懂，想不通。毛泽东谈到中国的核力量，竖起了自己的小拇指，基辛格认为这是自我贬低，但其实不过是毛泽东的自谦姿态而已。这些例子表明，长期以来，我们在对外交往中忽视了让外界“想得通”，而只求“看得懂”，将翻译传播的资源过多地倾斜到中国近现代文学领域，而对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翻译传播重视不够;过多地重视展现当代中国的成就和业绩，而严重轻视对外传播中国传统哲学和历史学的经典著作。

我们对外文化传播的目的，应该是帮助外界对中国文化“看得懂，想得通”——看得懂，就是明白中文涵义;想得通，意思是通过字面涵义来理解中国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调焦距、对光圈，是外界应该做的，而让外界对我们看得懂，想得通，则是中国学人的文化要务。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