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杨洁篪外长言论的文化解读（二）

杨洁篪外长呼吁外界对中国“调焦距、对光圈”，了解中国的独特性和真实国情。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我们需要重新反思对外传播的理念和方式。要让外界对我们要看得懂、想得通，关键点是后者，让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行为方式促进中西文明的和解。

对杨外长言论的文化解读的第三点是，积极构建文化传播的“软环境”，即大国开放和宽宏的文化氛围，有利于促进外界完整和清晰地了解我们的独特性。比如，“自我批评”这个中国式词汇译作self-criticism，在对外传播中就收到了积极的效果。“自我批评”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一种理念，强调坦诚无私地批评自我。但是，自我批评绝非自讨其辱，也非低三下四。Self-criticism蕴含着一种价值观，其真实涵义并不局限在字面的翻译。

对中国式的self-criticism感受最深的是基辛格和尼克松。上世纪70年代初期基辛格访华，在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时他极尽溢美之辞称颂中国，比如赞美中国具有“优越的文化”，是“一个强大的、发展中的国家”。此时，周总理认真地自我批评说:“我们的国家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低，发展还很落后”。尼克松一行在访华期间曾游览明十三陵。当时一位基层干部组织了一群衣着鲜艳的孩子到现场，并教他们在尼克松到达时应该做些什么。周总理事后发现了这一情况，他对尼克松自我批评说:“有人让一些小孩子到那儿去美化陵墓，那是一种弄虚作假的表现。你们的新闻记者向我们指出了这点，我们承认这是错误的。我们自然不想掩盖这个错误，我们已经批评了做这种事的人。”

周总理坦诚的自我批评给基辛格和尼克松留下深刻印象。基辛格认为“中国在世界的这个地区执文化的牛耳达上千年，甚至可以自我批评，他们征求来访者的意见——这是一种赢得同情和支持的谦虚姿态……在我们的接触中，中国外交家证明他们是完全可靠的。他们从不搞小动作;他们不讨价还价;他们信守协议的意义和精神。正如周恩来所说，他们说话是算数的”。尼克松的赞许则更加直白:“赫鲁晓夫粗鲁的吹嘘显然是在掩盖他自感处于劣势的心理情结，而周恩来的自我批评则是成熟、自信的表现。事实上，中国人坚信不疑地认为，他们的文化和哲学极为优越，确信到时候就会战胜我们的和其他任何人的文化和哲学。”

外界对中国的self-criticism想得通，能够完整和准确地理解其中国式的内涵，功夫确在翻译之外。其根本原因是我们用谦逊和严于律己的举动有力践行了自我批评。我们通常以“听其言、观其行”的方式看外界，那么外界之于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事实证明，自信心越强烈，自我批评越诚恳;自卑情绪越严重，过度敏感就会越突出。通过自我批评，我们不仅赢得了朋友，更赢得了尊重。

可是在今天，文化传播的“软环境”有所欠缺，有的人唯恐外界不赞美自己、不表扬自己，过分计较外界对自己提意见的方式，对外界直率的批评过于敏感，听不进不同意见，更何况心甘情愿地去做自我批评！

第四，传承是传播的前提，传承中国文化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核心驱动力。2009年9月，国家汉办推出了“五经”（《诗》《书》《礼》《易》《春秋》）的英译项目，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开端。我们今后对外传播的重心要慢慢调整到中国基本价值观的文化输出。但我要讲，传承是传播的前提，对外英译“五经”和对内普及“五经”应该并行不悖。如果我们自己不尊重孔子和儒学，那么，对外推进孔子学院建设就会事倍功半;如果当今绝大多数中国人看不懂“五经”，对内废弃“五经”，就会从根本上削弱我们传播的根基。

谋求对外传播的质量，就必须重视传统继承的力度。我们传承和践行self-criticism，才会感召外界。所以，在国内普及“五经”才是英译“五经”的核心驱动力。中国是一个泱泱大国，我们独特的文化、哲学和国情需要对外“有效”传播。我坚信一点:中国的独特性和世界的多样性，能够和谐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