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IATEFL会议第一天。

开场的主旨发言人是IATEFL的前任主席Tessa Woodward，她讲的主要是教师的生存周期，对于从教1年到40年的教师进行了案例访谈分析，并提取了一些关键词进行描述。比如按照她的分析，我这个拥有24至30年教龄的老师应该属于veteran（退役）的教师了，是学生会说You are the past的对象了，也是处于不知Facebook，不知Twitter，不知学生真实生活的阶段了。

我对其研究内容不是很感兴趣，但我感觉大会安排这样一个内容作为开场大会发言很有特点。与会者绝大多数都是教师，因此这一关涉他们日常生活的话题很有用。尤其是提到反思的问题时，她不断使用tinkering（小改进）的方法，而不是改革，的确比较适合这些老师。

会后我和一位International House（国际学舍）的教师培训专家聊起这个话题，她非常直率地说，欧洲的教师，包括英国的教师，基本上不大乐意进行大的改革，而她所培训的中国教师都愿意对自己的课堂教学进行革命性的改革。我很高兴听到这样的肯定，但我也告诉她，能来到英国参加她的培训课程的都是中国最优秀的教师。中国也有很多不大乐意进行改革的老师，所以我们总有“穿新鞋走老路”的问题。

接下来我又听了7个session的内容，讲者不同，形式有异，收获参差。

我首先参加的是来自阿根廷的Andrea Assenti del Rio和Nilsa Pereyra Climent介绍她们开展跨文化教育实践的工作坊。在这样的会议上我最乐意参加工作坊，因为可以从中了解一些具体的做法。两位老师介绍了内容之后，我们10位与会代表分为两组，先是讨论了不同教材的文化特征，然后针对她们提供的一份祖孙三代关于家庭、工作、村庄、城市、婚姻等一系列问题的往来信件内容展开了讨论，方法上还是有很多可借鉴之处。惟一感到遗憾的是，与会的欧美代表几乎都强调文化差异，而忽略文化的共性，我几次提出这一问题，应者寥寥。我想这或许是因为发展阶段不同而形成的差异吧。

随后我听了讲一口英国英语的美国人John Hughes介绍他用《国家地理》杂志进行教学的讨论。他提出要把内容与语言结合进行教学。这个会场的听众很多，我与邻座的一位来自瑞士的老师讨论了各种不同的做法，我向他介绍说，中国的课程标准规定了各种话题，所以教师在内容的选择性只是在具体教学内容上，而不是在话题上。他介绍说瑞士没有国家课程标准，老师们根据教科书确定话题，他还提到了我们在国内也总是关注的问题，到底是教教材还是教学生的问题。

坦率地说，我一直在计划用《国家地理》做一些实验，但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利用这一非常优质的材料。若只是利用其教语言，那就相当于用鲍鱼做了一碗酸辣汤了。

接下来听了来自日本Akit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的Hiroki Uchida介绍他的critical thinking的教学方法。他用global warming, organ donation两个话题介绍了如何针对语言基础较低的学生开展critical thinking的教学。我的结论是，他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问题具体化。如把global warming窄化为外出吃饭要不要自己带筷子, organ donation窄化为你的亲属脑死亡了，你要不要关掉呼吸机捐献其器官，显然学生会有话可说。他介绍了他的实验数据，比较明显，10分钟能就这两个话题写150词以上的学生从3个增加到11个。只是我觉得他的样本很少，但方法肯定是可行的，也是早已使用的。

接下来参加的是来自荷兰Leiden University Medical Centre的Jenny de Sonneville和Sara Herd做的Dialoguing with text: An exercise in critical thinking的工作坊。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工作坊，28人的会议室里足足坐了近40人。

我的收获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工作坊本身使我亲身体验了critical thinking的教学方法，二是会上听到来自欧洲的很多老师讨论语言教学是否要开展critical thinking的教学，而几乎是一片肯定的声音，这说明critical thinking即使在欧洲的外语教学中也还不普遍，看来我们中国的外语教学不至于很落后。但前面日本那位老师的介绍使我意识到我们必须尽快把critical thinking运用到课堂上去。当然，日本人介绍的是大学的实验，我现在更关注的是中学，包括小学。

随后又去一个session听了一个关于模拟联合国的介绍。发言者是奥地利的Otto Ernest Gutmann，题目就是Model United Nations: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in teaching。

Otto介绍说，奥地利的许多老师都不知道模联，上世纪90年代他在美国学习时接触到这一活动，然后回国开展。现在奥地利有一个面向全体学生的模联活动，明年会增加一个面向中学生的模联，只有十几所学校开展这一活动。奥地利的人口少于浙江省，而浙江省并没有十几所学校开展模联，这说明，我国的模联活动开展得不如奥地利广泛。

Otto做的是启蒙工作，他告诉听会的19位代表什么是模联、模联的代表规则、发言规则等等，但没有具体的实证研究，也没有定性研究。不过，他的介绍对于新手还是有用的，总的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推介，很具体，操作性很强。

最后一场session，我听的是来自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的Hugh Dellar的专题发言Towards better outcomes: Satisfying students’ needs (and wants)，他主要介绍的是他即将全部完成的一套教材OUTCOMES的理念与内容、结构等方面的特点，尤其是独创性，但他完全是从教师的立场讲的，很具有启发性，而且他用提示卡片和PPT遥控翻页器，给人完全独立于技术的感觉，使他的演讲非常生动。他列举的案例也总是拿自己说话，有的甚至类似相声的砸挂（拿自己或者朋友开涮）。作为一个talk，而不是work shop，在大家都已经饥肠辘辘的时候仍然能紧紧抓住听众，当是一等一的演讲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