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言人:方柏林（美国俄克拉荷马基督教大学诺思教研所）

《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等名著译者力冈先生曾在安徽师范大学外语系工作，他以讲师职位评选副教授时，遇到了一些阻挠，力冈先生二话不说，捧出自己的所有译著摆到领导桌上，质问:请问你们谁有这些著作，再来论断我。于是，王老师非但顺利获评，而且被破格提升，绕过了副教授，直接晋升为教授。

这在我们的母校成了一佳话。之所以成为佳话，因为这样的例子实属罕见。

在我国大部分高校，翻译著作是不算学术成果的。我从事翻译多年，深知文学翻译的价值、智力投入和社会影响有时候远远超过一些“学术论文”，然而文学翻译却不能和学术职称评定挂钩，这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尤其在中国这一引进图书名列世界前列的翻译大国。

不过在美国，文学翻译在学术界的地位也一直不佳。其原因之一，是因为美国的翻译市场规模远小于中国，人们对这一行业所知甚少。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早在2003年，《纽约时报》上有人撰文称“美国人读起外国小说就打呵欠”。大量美国小说被翻译成各国文字，但是一些国际著名作品，却很少翻译到美国的市场上来，所以形成了美国文学交流的巨大“顺差”。美国全国人文基金会文学总监克里夫贝克（Cliff Becker)曾称这是“一场全国性危机”。

此后多年，我一直留意美国书店和图书馆，发觉其中的翻译作品日渐增多起来。我猜这可能是911后美国人陷入了集体性反思，希望在“文明的冲突”之中，多了解一些外界文化。由于这一原因，来自国外作品，尤其是伊斯兰世界的作家，如帕慕克、卡勒德胡赛尼，也开始占据了美国书店、图书馆的显要位置，甚至登上畅销榜单。这是一个不被人多说，但是实实在在发生着的一个变化。除此之外，逐渐深化的全球化进程也让美国人意识到了翻译的重要性。连续几年，美国人都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甚至有诺奖委员称美国文学“孤岛化”，这也许也是文学翻译日渐被重视的一个原因。

美国文学翻译者多半是在大学当教授。他们的翻译工作通常也不能得到合理认可，究其原因，也是不了解。例如一个多年从事翻译的教师要评终身教授，评定委员会的负责人也许是文理学院（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的院长，而这院长的专业背景可能是化学。如果这位教师在某学术杂志上发表了论文，院长可能会对这一学术成果有概念，但如果他是在某出版社出版了某译著，院长就无法衡量其学术价值了，因为他找不到坐标系，根本无从评估。在评终身教授的时候，一般学校都有一套评选的标准（rubrics），这标准内多含“创造性、学术性著作”一条，但是由于翻译的评判标准较为模糊，通常就无法列入正统的评估体系。所以，在一段时期内，文学翻译在美国大学的地位也颇尴尬。

纽约城市大学艾斯特艾伦（Esther Allen）教授说他很不理解，“三千年来，翻译其实一直在文学研究的核心，可是做文学翻译却对自己不利。”还有一个故事，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可安德森（Mark Anderson）是一位卡夫卡专家，他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有人请他翻译卡夫卡的《审判》，但系主任得悉后，立刻劝阻，让他先把学术著作写完，评完职称后再去翻译，他听从了劝告。只是在这期间，他仍然技痒，翻译了另一部德语名著，但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学术前途，他用了一个笔名。评完职称后，他和系主任说起这件事，两人不禁相视大笑。

可喜的是，目前，翻译学术地位模糊的情形正在逐渐改变。国内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增设翻译专业或翻译课程。不久前，我还曾受邀去一个创作班谈翻译，这是多年来少有的事。

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今年也破天荒地登了一篇关于文学翻译学术地位的文章。文中举例说，著名翻译家迈克尔亨利海姆（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斯拉夫语系，曾译有昆德拉的《不堪承受的生命之轻》）说他非常幸运，他所在的斯拉夫语系非常支持、认可他的文学翻译工作。海姆先生认为忽略翻译的创造性是不合理的，因为“译者首先是作者”（A translator is first and foremost a writer）。为了改善其他翻译同行的命运，他推动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LA）发布了一份正式文告，将文学翻译正式纳入学术范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是美国语言文学界最有影响的一个全国性组织，其认可将对文学翻译在学术界的“登堂入室”起到关键作用。

现代语言学会最近三任主席迈克尔霍尔克斯特（Michael Holquist）、玛乔丽帕洛夫（Marjorie Perloff）和凯瑟琳波特（Catherine Porter）都把翻译作为自己学术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去年12月的现代语言学会年会上，当年主席凯瑟琳波特甚至将年会主题定为文学翻译，并发表了一席热情洋溢的主题讲话。在该学会新闻简报中，波特博士又通过《为什么翻译？》一文继续陈述翻译的重要性。她在文中想象一个没有翻译的美国会是什么样，“没有翻译，我们都不会看到新约圣经，不会有文艺复兴，不会有宗教改革，不会有思想复兴，不会有科学和工业革命。我们也不会有美国宪法，联合国宪章，更不会有欧盟的存在。”

因此她呼吁将翻译纳入学术评估的范畴之内，“我曾经在多处呼吁，将文学和学术作品的翻译，作为学术活动的证据之一，进入教师聘请、提升、终身教授评选的决策依据。”她认为，这样也有助于学术多元化。因为MLA的“终身教授升职学术评估小组”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打破学术论文一统天下的局面，而要提高“学术性散文”（scholarly essay）的地位，拓宽通往职称评选的多元管道，利用多元组合，综合评估一个教师的学术成就。而翻译，完全可以作为教师学术成果组合（scholarly portfolio）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波特博士所言，没有翻译的美国不可想象。没有翻译的中国也不可想象。因此，我呼吁，国内学术界可借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重新评估教师聘任和职称评选的标准，将文学翻译纳入正式学术评估的范畴之内。若能这样，必然有助于社会对翻译的重视，有助于翻译水平的提高，为中外文化的交流作出积极的贡献。

（转载自方柏林博客http://berlinfang.blog.163.com）

耳听八方

目前，我国有潜力从事文学翻译的人才很多，但实际做文学翻译的并不多，主要原因是译者的地位太低，表现为所得的报酬太少。在各种文体的翻译中，文学翻译可能最费时最费力。从阅读原文，查阅资料，翻译草稿，到修改定稿，翻译1000字，最快也须一个工作日（按8小时计算），而一些译风严谨、文字考究的译者所花的时间则更长。可是有关部门为1000字的译文所定的最高稿酬是60元，每小时所得不足8元。汉英翻译的稿酬也许高一点，但和译者所付出的劳动相比也是不成比例。一些译者终生在翻译园地里苦心耕耘，他们淡泊名利，忽略稿酬，那是因为他们把翻译当作一个事业来做，将其视为自己的理想而执著追求。可是，如果已经落后的政策不能与时俱进，怎么能吸引更多人加入文学翻译的队伍呢？如果不能鼓励译者全身心投入其中努力译出精品，又怎么谈得上繁荣翻译以进行跨文化交流呢？

一部分值得关注的译者群体在高校。高校里有一大批英（外）语教师，他们是一支可动员的雄厚的翻译力量。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对翻译不很热心，因为翻译得再好再多，也不算学术成果，评职称时用不上。有的出版社翻译编辑也陷入类似的窘境。上海复旦大学已故著名教授杨岂深之子杨自伍，继承父业，花了25年时间翻译了美国当代著名学者雷纳韦勒克的8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又花了3年时间修订。但他目前仍只是编辑职称。所以，一般人们不愿意在翻译上花时间费力气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现象，从培养翻译人才角度看，是一个很大但完全可以避免的损失。这和相关部门所制定的政策有直接关系。

目前不少大学的外国语学院都成立了翻译系，很多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都开辟了翻译方向或设立了翻译专业。近年来，一些学校又增设了“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点，侧重培养翻译应用人才。但纵观不同学位层次上翻译教学的课程设置和培养目标，文学翻译有被忽略的趋势。现在，应该对这种培养模式做适当调整。有条件的外语院校不妨在硕士阶段开辟文学翻译方向，安排部分对汉英翻译感兴趣并有志于此的学生专攻文学翻译。课程设置要有明确的目的性，既有翻译理论课，也有翻译实践课;既有语言课，也有文学课（包括中国文学），还应该有结合汉英语言的审美鉴赏课等。通过翻译理论课和翻译实践课学习翻译的基本技巧;语言课、文学课、审美鉴赏课和文学作品的阅读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和对文学以及文学语言的审美修养。经过几年的学习训练，学生即可打下扎实的基础。

南开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刘士聪（《中国艺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