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千年到来的时候，美国思科集团首席执行官钱伯斯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是什么决定我们的未来?我的答案是互联网和教育!作为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两个核心动力，互联网和教育将深刻地改变一个民族的历史和命运，改变一个国家、企业、个人在未来时代的竞争力。在方兴未艾的大潮中，谁把握了互联网，谁就把握了未来;谁开创了未来的现代化教育体系，谁就具有持续发展的能力!” 对于教育出版界，这句话似乎更具意味:教育乃产业立足之本，互联网乃企业制胜之道。

10年后的今天，网络出版物、手机出版物悄无声息却又迅速而深刻地改变着人们获得新知、获取信息的方式。在纷攘的教育出版领域，发展数字出版已成为当下业界达成的最重要的共识。集开放性、即时性、多媒体性、交互性以及环保理念于一身的数字出版成为世界和中国出版业转型的必由之路。顺应这一趋势，蕴藏着勃勃生机的中国出版业也正在酝酿一次深刻变革。数字化浪潮裹挟而来。

前景无限 大有可为

2006年到2010年期间，我国数字出版产品形态基本显现，电子图书、数字报纸、数字期刊、网络原创文学、网络教育出版物、数据库出版物、手机出版物等新兴出版形式层出不穷。在十一五期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规模不断壮大，2008年数字出版总产出逼近530亿元，2009年达到799.4亿元，业界估算2010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总产值超过1000亿元。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4.2亿网民，300多万个网站，8亿手机用户的国家，数字出版的前景可想而知。

数字出版物不断涌现，国民的阅读习惯也在悄然发生改变。据2009年我国全民阅读调查显示，如今读者的阅读形式正发生深刻变化。2009年，我国18岁至70岁国民中接触过数字化阅读方式的占24.6%。16.7%的国民通过网络在线阅读;14.9%的国民接触过手机阅读;4.2%的国民使用MP4或电子辞典等进行数字化阅读。网络在线阅读和手机阅读已经成为我国国民阅读的两大主要新兴阅读方式。李朋义告诉笔者在如此的大形势下，传统出版业必须尽快适应读者阅读需求的变化，推进向数字出版转型的步伐。

“2010年，全国纸质图书出版产值达到850亿，其中教育出版的产值占到70%，可以说在我国整个出版市场占据主导地位。2010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总产值预估超过1000亿元。数字化教育出版物的产值目前尚未有统计数据，不过，从其纸质类出版物产值占到出版市场总产值的份额来看，我们可以大致预测数字化教育出版物的产值规模。早在十年前，我国就开始提倡计算机辅助教学，特别是在理工科和英语语言教育中，如今，经过十年的发展，高等院校、基础教育领域、以及幼教领域，数字化、网络化的教学和管理手段不断发展，大大促进了教育的现代化。教育的现代化有赖于教育的数字化，而教育的数字化必将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了推进教育手段现代化的问题，即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加强网络教学资源体系建设，创新网络教学模式。我国数字教育出版领域的发展迫在眉睫，大有前途。”

据李朋义的观察，在国际出版领域，数字化浪潮迅疾猛烈，势不可挡。其三大主要板块，大众出版、专业出版和教育出版的数字化程度各有不同。具体来说，专业出版，即科学、技术、医学类出版物的数字化程度最高。在世界出版业占据领先地位的Reed Elsevier出版集团，其一半以上的产值来自于数字出版，该机构宣称到2020年将不再生产纸质出版物，而全部代之以数字化产品。与专业出版相比，教育出版领域的数字化程度还有待开发，目前其数字化产品的比例占到30%至40%。数字化程度最低的是大众出版领域，产值占到该领域总产值的5%。在我国，教育出版的数字化程度最高，专业出版次之、大众出版最低。用李朋义的话说，“在中国，教育出版领域是数字化发展最好的领域”。

多管齐下 立体式发展

2010年8月30日，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八号馆，一场中外两大教育出版机构掌门人的高端对话吸引着业界的眼球。作为第17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精彩序幕，时任高等教育出版社社长的李朋义和圣智学习出版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纳德·G·邓恩就目前备受业界瞩目的数字出版问题展开对话与讨论，探讨和规划数字时代教育出版的无限潜力和宏伟蓝图。就在对话现场的不远处，1500平米的数字出版展区，电子书、平板电脑、点读机、手机报等新兴出版手段成为两位业界大师的精辟言论和大胆预测的最为生动而直观的印证。

2009年12月，李朋义接过高教社的权杖，带领着这个国内首屈一指的教育出版机构踏上了攀登数字化高峰的征程。在李朋义看来，“数字化问题是高教社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死存亡的大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化战略也是高教社未来发展最重要的战略。”

不破不立。2010年年初，高教社内有十几个部门在同时进行数字化产品的研发，李朋义将这种组织结构彻底打破，构建了数字技术中心、数字运营中心和数字生产中心，对于社内的数字资源、人才资源和资金分布彻底进行整合和优化。李朋义告诉笔者，目前探索出的较为有效的数字教育出版形式主要有两种:“书配卡”“书配盘”和纯数字化教学和学习平台。前一种出版形式的优势已经显现，它极大地提升了教师和学生教与学的效率，不仅带动了纸质课本的销售，同时因为盘和卡的费用都被附加于定价中，提升了出版社的利润空间。第二种模式是纯数字化的教学平台的研发和销售，这种出版形式目前的产值还不高但正在迅速增长。

“高教社专门成立了数字化发展领导小组，对近26亿码洋的传统产品做数字升级，同时努力探索数字出版的多种赢利模式，继续加快对中国大学生在线发展中心、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和国家精品课程资源建设中心的数字化建设。”李朋义认为这三个中心其实就是一所优质高校必备的三大资源要素。在总结“十一五”发展业绩和经验的基础上，李朋义带领高教社人制定了“十二五”规划，在高教社的三大发展战略中，排在第一的就是数字化发展战略，其余两个分别为精品发展战略和人才强社战略。目前，高教社的数字化产品占到其每年总产值的5%，在未来五年，这一产值将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

数字出版商业模式尚未建立

“当你看到有人利用新技术为人们带来某种以前不可能存在的东西时，他们很可能就是未来的赢家。而那些仅仅是对新技术作出‘反应’，以期保护现有的收入来源的人，则很可能是输家。”国际著名出版人保罗·格拉汉姆的话提醒着我们，尽管教育出版的数字化已经启程，但仍然停留在“反应”阶段，要建立起数字出版的商业模式前路漫漫。

“中国数字出版还没有形成一个商业模式的突破，还找不到一个非常好的盈利模式。传统出版业如何依靠数字化信息技术占领未来市场，谋求新的盈利和发展模式，对于传统的出版业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现在很多出版社的数字出版规模还很低，而数字化又是一个‘烧钱’的领域，这也难怪很多出版社对于数字出版都还在观望。”李朋义说。

在李朋义看来，目前我国教育出版数字化道路中的障碍十分明显:缺乏将教育出版内容转化为数字形态的先进技术;精通数字教育出版和管理的人才十分匮乏;真正的数字化出版产品观念尚未形成。除了生产方，购买方和用户对产品的认知和购买欲望对教育出版数字化的发展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目前，不少学校和学生没有做好购买数字化产品的准备，对于付费购买数字学习和教学资源较为被动。纸质课本的销售额在下降，而数字化产品的市场购买力不足，出版的数字化发展面临困境。

从我国教育出版数字化的产业环境看，不完善之处也很明显。李朋义告诉笔者目前国家针对数字化出版物的著作权管理的有关规定还很欠缺，数字出版的信息化平台建设还很不完善。李朋义建议用国家行为建立数字化的运营平台。出版社负责“造车”，国家造“公路”，共同构建推动数字出版发展的健康的产业环境。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原本严格区分的行业边界愈发模糊，在未来，出版商将寻求和国内移动通信运营商的合作，实现共赢。

“手机很厉害。”李朋义显得有些兴奋，寥寥几个字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