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作为理事长，您如何定位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在推动英语教学发展方面的主要作用？

龚亚夫: 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外专委）成立伊始，就将自身定位为“研究中小学外语教学的全国性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在总结前20年工作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外专委进一步明确和加强了其作为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界的学术交流平台、引领教师专业发展和指导外语教育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的作用。

在几届外专委领导的努力下，理事会尽一切可能利用组织结构的积极要素，调动有着承上启下作用的省级教研机构及外语教研员的积极性，组织了上百次研究课题、观摩课、研讨会等活动。2009年8月我们成立了学术委员会，邀请大学从事外语教育科研的教授和博导等参加，共有来自境内外外语院校、综合院校和师范院校的近30位知名外语研究专家被聘请为首批外专委学术委员。理事会在2010年底形成决议，组建外专委的“教学指导与教师教育委员会”，与学术委员会一起，作为指导教学和进行教师教育的机构。目前，已有200多名师范院校、综合大学外语学科教师和300多位地市级外语教研员和优秀中小学老师报名参加。所谓学术交流平台、指导教学与理论研究和引领教学实践与教师专业发展就是外专委在促进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结合、架设国内外、大学外语教学研究和基础外语教学研究交流桥梁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记者: 30年来，基础英语教育领域最重要的转变和突破体现在哪些方面？最需解决的问题又是什么？

龚亚夫: 我国英语教育30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直至1991年可被视为第一个阶段。80年代初，人们对外语学科的地位和作用有很大争议，直到1991年制定九年制义务教育大纲时，专家们对外语学科是否需作为必修学科仍然存在分歧。最终，大纲确认了外语学科的必修地位，虽然大纲也提到要“寓思想教育于语言教学之中”，但是更强调外国语的工具性。上世纪80年代，中小学外语学界的学者们将关注的重心放在外语课的教学方法上。英语教学也主要受行为主义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注重对教学效率和具体步骤的探索，教学方式主要注重语法知识的教授和机械的语言训练。自从199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朗文公司合作出版了中学英语教材，一场英语教学的革命也随之展开，交际语言教学的方法和思想逐渐普及，教师的教学理念也逐渐产生转变，在句型训练之外，更注重语言的功能和运用，文化教学的要求也被纳入到语言教学的考虑范畴中。2001年，教育部出台了《英语课程标准》试行本，从那时至今是第三个阶段，语言教学除了注重交际的功能外，还考虑到诸多学习个体的因素，如情感、态度、个性化差异，学习策略、资源的运用能力等。最近修订的课程还明确提出外语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并重。

但是，学校的教学状况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我最近到一个农村初中英语教师的培训班讲课，教师们反映，他们那里大部分学校初中生毕业时及格的学生不及半数，很多教材的话题内容与学生实际生活相距甚远，教师感到非常无奈和压抑。考试仍然注重考查零碎语言知识，有些甚至是过时的说法，却还在考。一些流行的有关教学理念的误解还随处可以听到。小学开设英语课的效果参差不齐，教学效果不佳，教师缺少必要的资料和培训。

我想，今后英语教学的目标问题是需要进一步思考和完善的。比如我们如何设计出符合中国国情和核心价值的课程理念、目标;如何通过英语教学培养健康的人等诸多问题。在课程目标的细节描述中，有关素质方面的内容缺乏明确的描述，在课程结构图中，其他目标主要还是为实现语言学习目标服务、附属于语言运用目标。我认为，英语课程应明确培养学生素质的具体目标内容，如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会与人交往、具有创造性等，即“社会文化目标”和“思维认知目标”，涉及的是学生内在思想、思维能力与情感世界、知识世界。这样，学习英语就有可能与他们的真实世界建立切实的联系，而不是仅仅学习那些平时较少能运用到的与以英语为本族语的人交流所需的语言知识。此外，大部分小学和初中英语教材围绕个人日常生活话题，基本是为在英语国家环境生活设计的话题。这种以“在英语国家环境”，“与英语为母语的人交往”，“谈论英语国家生活”为主要培养目标的交流观与当今世界多元文化、多级世界、全球交流的现实不相吻合，也不符合交际语言教学的原意。此外，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区经济和文化差异巨大的国家，需要特别考虑教学内容的普遍适应性、熟悉度和文化恰当性。

记者: 外专委在促进基础英语教育发展方面做的重要贡献是什么？您一贯倡导的英语教育理念是什么？

龚亚夫: 成立30年来，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在外语教育的改革中发挥了专业团体的优势，对于我国基础外语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外专委举办了全国性学术年会、基础英语教学国际研讨会、全国外语教研工作研讨会、全国英语教学观摩研讨会，组织了全国基础教育英语水平等级考试，举办了全国基础教育外语教学改革论坛和教科研资助金项目以及全国基础外语教育教科研研修班和教科研论文评选、优秀中小学外语教师评选等诸多活动。同时，学会还与全国各地、各有关单位合作开展中小学外语教师培训，近两年有上万名教师参加了各种培训。受教育部师范司的委托，学会与全国教师教育学会等单位研发的“中小学英语教师专业水平等级标准（试行）及培训、考核、认证体系”，受到教育部师范司领导的高度评价。

至于我自己的想法也是随着研究不断调整。尤其是近年来我专门从事研究，去了10个省，包括几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农村中学，做了许多学生的访谈。我主要在思考两个问题。一是近年来，教育的价值和功用一直是学界热议的话题。有学者主张“回到教育的原点”。随着中国大环境的不断变化，英语教育的价值也需要被重新审视，适应新环境的新的英语教学观念应引起学界的关注。随着我国在全球多极化进程中的角色日益重要，应从宏观战略高度重构一种新的英语教育理念和价值取向。二是我国城乡差异明显，如何能使得英语教育适合中国的情况。我发现学生的“真实世界”不是英语国家环境的现实世界，我们需要了解学生，了解他们的学习环境，重新思考英语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为了真正实现基础教育的素质教育理念，英语教学应明确多元目标的要求。多元目标的理念是指基础英语教育不仅应设定语言学习的目标，还有其他独立的目标，如前所述的“社会文化目标”与“思维认知目标”。新“交流观”应该有两层含义，一是交流不限于与英语为本族语的人交流，而是与各国英语使用者交流。二是交流不限于出国学习和工作话题的个人日常生活交往，还应该如国外学者所提到的，反映和支持将语言学习与其他作为人类的生活经验结合。

记者: 30年来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同很多国家的学术机构、院校开展了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龚亚夫: 外专委非常重视同国际外语教学界的交流与合作。近10年来，多次组织或派遣人员参加TESOL年会、IATEFL年会、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国际任务型教学年会、亚洲英语教师协会年会等高端学术会议。“中小学英语教师专业水平等级标准研究”课题组还聘请Donald Freeman、Peter Skehan、David Nunan等世界知名的外语教育专家作为顾问。同时，积极争取英国使馆文化处、美国使馆文化处等政府组织和ESOL、ETS等专业组织以及Cengage Learning、McGraw-Hill、培生出版集团等出版公司和加州考试局等机构的支持，由他们出资邀请国际知名外语教育专家参加外专委学术年会等学术活动。

我们不是为了请些国际大牌名人来撑门面，也不是崇洋媚外，而是针对当前我国外语教育的问题，有计划地邀请某方面的专家。比如，交际语言教学在我国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我国讨论的交际语言教学途径并不是早期倡导者主张的那种路子。这次我们特意请交际语言教学的最早提倡者之一的Widdowson来介绍他的看法。再比如，中小学外语教学中有误解，以为现在不要或者淡化语法教学。这次我们请来的Purpura是在国际测试界有一定影响的学者，专门写过一本书叫Assessing Grammar。他会讲语法教学的有关问题。而McKay则是在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方面的著名学者，会介绍在英语成为国际通用语的时代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记者: 外专委将有哪些重要举措继续践行其使命？

龚亚夫: 我们需要联合外语界有影响的机构、团体和有识之士研讨当前中国基础外语教育热点问题，提供解决办法，为领导部门决策建言献策。其次，充分利用外专委的资源，帮助提高中西部薄弱地区、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外语教师的专业水平，特别是小学英语师资的专业水平。此外，还应利用外专委的学术年会和高级论坛等形式，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对中小学外语课程改革和创新的研究。最后，我们还要继续加强国际交流活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我们要努力把外专委打造成国家基础外语教育的智库、外语教育研究的基地、教师培训和教学指导的中心，为实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的战略目标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