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年（1927年—2012），笔名王仲年、雷怡、杨绮，浙江定海人，1947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语文学系毕业，曾任中学俄语教师、外国文学编辑，1959年起担任新华通讯社西班牙语译审，翻译的新闻稿以精练、准确著称。到1980年代中期，他翻译的稿件已超过500万字。1979年，由他翻译成西班牙文的两篇中国新闻稿在墨西哥得奖。

王永年精通英文、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多种外语，工作之余翻译多种世界文学名著，以王仲年为笔名翻译的系列欧亨利小说畅销多年，备受英美文学研究者的好评。他又从意大利原文翻译了意大利文学巨著《十日谈》《耶路撒冷的解放》和《约婚夫妇》，是中国从原文翻译《十日谈》的第一人。

1993年，他编选、翻译了阿根廷作家、诗人博尔赫斯的诗文选集《巴比伦彩票》，是公认的最传神、最精准的中译本，他也因此应邀担任《博尔赫斯全集》的主要译者，译出博尔赫斯几乎全部的小说（除4篇由他人翻译）和大量博尔赫斯的诗、散文、评论。

王永年翻译了许多智利诗人、作家巴勃罗聂鲁达的诗和散文，还翻译了诺贝尔文学奖美国得主斯坦贝克的名著《伊甸之东》、诺贝尔文学奖南非得主库切的作品《彼得堡的大师》等英语文学作品。

中学时代打下扎实多种语言基础

中学时代，王永年就打下了较好的多种语言基础。他中学时本想学医，那时的德文医学院很有名，所以他学过德语;英文是当时非学不可的;抗战时期也一定要学习日文;受苏联革命的影响，他又用业余时间学了俄语。所以，王永年在中学时就学习了4种外语。

在那个年代的大学中，很多学者学贯中西。一些中文系的老先生，虽穿着长袍马褂，也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学校的学生英语都挺好，即使中文系的学生也可以听用英文讲授的课程。这样的语言环境自然为王永年此后的翻译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曾经被看作是一种荣耀，这个身份在时代巨变之后反而成为负担，良好的语言能力也显得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王永年本来日、英文俱佳，后来日本投降，日文用不着了;抗美援朝开始后，英语也不吃香了。找工作时，会英语非但不是一种资本，反而变成一种负担。最后王永年靠俄语找到了工作，在学校里做俄语老师。可是不久，中苏关系恶化国内开始反苏反修，俄文也不灵了，王永年便自学了西班牙语。那时，全中国懂西班牙语的人不多，大学里虽有西班牙语系，但还没有毕业生。

王永年来到云南教授俄语，学生喜欢上他的课，好多工作人员也来听他的课。但当时王永年的祖母和父母都在上海，希望他回沪，王永年便于1950年代初离开云南，以自动离职形式返回上海，工龄不能延续。回到上海后，一切从头做起。当时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前身——新文艺出版社招考外文编辑，王永年去应聘。400人报名，初招40人考试，最后录取一个。因在圣约翰大学接受过良好的英文教育，王永年考起来不在话下。

1950年代末，新华社要成立西班牙语对外报道组，到上海寻找人才，通过中共上海市委打听到译文出版社有个王永年懂西班牙语，结果还没有见过王永年就把他的关系转到了北京。到北京后，恰逢三年自然灾害，他自己吃不饱，还要往家里寄粮票。直到1973年，王永年的家人才调到北京。

“文革”结束后，王永年更在工作之余，专心翻译他认为应该介绍给中国文学界的西方作品。但在王永年自己的观念中，翻译仅仅是一种职业，没有那么神圣和高贵，他不愿意将翻译工作的意义过于拔高，这也反映了老一代译者的平常心。老一代作家和学者都是译作等身，但都将之看做很平常的工作。

《王永年》 摘自《东方早报》

“我就是每天翻译一点“

出版人赵武平回忆说，请王永年重译《在路上》，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最注重的是“信”，这可能和他从事过新闻记者的工作有关。“以我看，译文的风格再明显，如果没有以准确为基础，就离原作比较远。王先生的翻译没有匠气。他的汉语修养很高，翻译最明显的特点是准确、通俗，不会转文。”

在赵武平看来，王永年之所以能具备如此高的翻译素养，主要在于他确实具有语言天赋，而语言天赋是一个好的翻译家最重要的素质。

事实上，生前接受采访时，王永年多次表示自己并不喜欢《在路上》，但他还是花了十个月时间一点一点把它翻译完。有些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不喜欢还要翻译?他表示:“青菜萝卜各有所好，我不喜欢这样消极的小说，但可以介绍它是怎么回事。”

这颇能反映出王永年低调而达观的个人性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赵武平认为，王永年在翻译界不是傅雷，不是李健吾，也不是杨绛。他是一个职业翻译家。

对于翻译，王永年从来不认为有什么特别的难处。在他看来，世上没什么不好翻的东西。“我就是每天翻译一点，定时定量。一点一点啃的话是不累的，一下子啃的东西太大是不行的。处理什么问题也是这样的，烦得不得了的话，就先把它剖开来，分成几个部分，一部分一部分把它吃掉就不累了。”

《我就是每天翻译一点》 摘自《文学报》

“翻译就像是拉家常，一手拉着作者，一手拉着读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的马爱农是王永年译的《欧亨利小说全集》一书的责任编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回忆说:“王先生为人谦和，总是一副文质彬彬、面带微笑的样子。身为著名翻译家，译著等身，他却毫无架子，总是与人为善，替他人着想。我清楚地记得一件小事。几年前他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办事，临走时非常担忧地说，你们传达室的台阶设计不合理，拐弯的地方有点悬空，不小心的话很容易摔跤的，要提醒他们改一改。我当时听了非常感动。年近八旬的老人，心中时刻有一种大爱。”

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王永年在2002年译完的《欧亨利小说全集》，共计一百五十万字左右，厚厚的四本，收入了欧亨利的所有小说作品，并加了详尽周到的注释，是国内最全的欧亨利小说译本。

马爱农认为，王永年对欧亨利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和文学价值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对欧亨利小说中所表达的夸张、嘲讽、风趣、诙谐、机智的幽默等情绪，都用生动形象的语言传达了过来。“王先生在一篇谈文学翻译的小文里曾说，‘翻译就像是拉家常，一手拉着作者，一手拉着读者，帮助双方进行交流。’这番朴实无华的话，揭示了优秀的文学翻译的精髓，无怪乎他的译文那么忠实自然，毫无矫饰或浮夸的成分。”

《文化界缅怀翻译奇才王永年:

看他的作品是一种享受》

摘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