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庚申

香港浸会大学翻译研究哲学博士，英国剑桥大学英语及应用语言学博士后研究员，清华大学二级教授，澳门理工学院客座教授。先后创建了“国际交流语用学”和“生态翻译学”两个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发表文章180余篇，出版专题著作28部。主讲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国际交流HOW-TO”25集系列讲座节目，主编《国际交流英语系列教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国家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现为台湾翻译学学会终身荣誉会员，香港国际交流中心顾问，中国语用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常务理事，海峡“两岸四地”翻译与跨文化交流指导委员会主席，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会长。

记者:据了解，2005年10月清华大学发起和筹备了海峡“两岸四地”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讨会，并于05年7月在清华大学举行了首届研讨会。请您介绍一下清华大学发起海峡“两岸四地”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讨会的背景。

胡庚申:海峡“两岸四地”翻译与跨文化研讨会是一个系列性的隔年会议，今年是其举办的十周年。五届会议分别于2005年、2007年、2009年、2011年和2013年在清华大学、澳门理工学院、台湾辅仁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举行。

作为从事翻译研究和跨文化交流研究的学者，我乐意从学术交流的角度积极推进海峡“两岸四地”的交流与合作。2001年，我在香港读博士时，曾受邀去台湾高校做高级访问学者。那时候，中国每年都会召开许多翻译研讨会，与国外合作交流已很频繁，然而，我慢慢感觉到，虽然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在研究和探讨翻译和跨文化交流，但是我们的海峡两岸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大陆与香港、澳门学术界的正式学术交流也嫌不足，因此，我觉得在两岸“翻译与跨文化交流”学者中构架一个“桥梁”和交流“平台”是有必要的，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而在我与“两岸四地”学者的接触中，也感到大家都有这样的愿望。

2004年，我向学校以及相关部门提出了申请，虽然当时在两岸交流方面尚有较严格的控制，但因为这是纯学术性的活动，我的申请很快得到了批准。从我个人的身份来讲，我是清华大学教授，在香港攻读了博士学位，在澳门做过客座教授，在台湾也做过高级访问学者，因此我与这四个地方的学术界都有一定联系，推动这件事情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回顾十年来的发展，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系列会议的成功，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从天时的角度讲，两岸现在处于和平共处状态，具有开展学术交流的大环境;从地利角度讲，我在港、澳、台都学习工作过，对这几个地方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至于人和，我在大陆学术界有一定的资历，台湾翻译学学会最近还特聘我为“终身荣誉会员”，可以说也得到了两岸四地学者的认可，他们都支持我做这件事情。

记者:前四届研讨会分别是在中国大陆、澳门、台湾和香港举行的。这四个不同地域举办的研讨会是否体现了一定的地域色彩？

胡庚申:首先，在四个不同地域举办研讨会有助于四地的学者加深对其他地域文化特征的了解。例如，第一届是在大陆的清华大学举办的，虽然大陆已经实行改革开放20余年，但台湾、香港、澳门的居民对大陆的了解很少，他们认为大陆还是很保守、很落后的。他们来到大陆后发现，原来大陆的科技、经济发展迅猛，完全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落后。而我们从大陆到台湾以后，也发现台湾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保护得很好，很多地方比大陆做得更好;香港原先是英国的殖民地，中西文化在这里交融，与大陆具有很不一样的文化特色;澳门原先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也是一个融会东西的“华洋之都”。通过连续在这四个地方举办会议，我们对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了较为深入的理解。

其次，我希望每个地方在举办会议时能够体现出自身的学术特色，也就是说，大会上既有两岸四地学者共同研究的话题，又有能体现会议举办方本土特色的话题。例如，2011年，我们在香港浸会大学举办第四届研讨会时，他们除设定了5个翻译方面的常规议题外，还增加了自己擅长的戏剧翻译的议题。又比如，我们今年在华中师大举办会议，承办方也根据学院的翻译硕士教学情况增加了一个翻译硕士专业（MTI）人才培养研究的内容。

记者:今年的会议主题、规模、形式有哪些突破和特点？

胡庚申:到2011年第四届会议举行时，我们已经进行了8年的探索。那次会议上，我用四个字总结了我们的这个系列会议——跨、新、高、度的特点。“跨”就是指跨海峡两岸、跨语言和文化、跨不同学派;“新”是关注新理论、新视角、新进展;“高”是指会议的定位较高、质量较高、效率较高。从学者的学术水平来看，历届参会者中的正、副教授以及获得博士学位者达到90%以上;“度”就是把握有“度”。因为种种历史、文化乃至体制等方面的原因，两岸四地交流难免会牵涉到一些敏感话题，所以我们在发言时、特别是编辑论文集时需要认真拿捏、把握和思量，注意选择恰当的措辞。

今年会议的主题是“共生与互动”，不仅这个主题是新的，而且台湾、香港、澳门、大陆四地翻译协会的会长和代表“悉数到齐”。我们还利用这个“十年一遇”的机会召开了“会中会”，商议组建了“指导委员会”，从而使协调会议的组织形式由原来的“个人负责制”变为由我牵头的“集体协商制”。会议组织形式在和工作程序的变化也会使该系列会议更加规范和制度化，这对该系列会议的长期高效运作大有益处。

我们的这个系列会议已经创立了品牌，在海内外有了较高的知名度。现在，报名参加会议的人员越来越多，“两岸四地”，特别是在大陆，全国翻译和跨文化专业的学生和教师越来越关注我们的会议;另一方面，该会系列编辑出版的论文集也已成为他们必备的参考用书。可以看出，该会不仅促进了两岸的学术交流，同时也拉近了四地的学术联系，增进了四地学者的沟通和友谊。该系列会议也注意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有规模上的增大，并尽量使新老面孔比例达到一定的平衡。从今年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学者参与进来，使会议实现了双语化。我们希望能在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交流和研讨方面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

记者:据了解，第四届生态翻译学研讨会也在此期间同时举办。请您介绍一下什么是生态翻译。

胡庚申:我是海峡“两岸四地”翻译与跨文化交流指导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的会长，这次将“两会”安排在一起主要是为了节约资源、提高效率。

与翻译与跨文化交流议题的“一般性”相比，生态翻译学有其“特殊性”。简单来说，生态翻译学立足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同构隐喻，是一种从生态视角综观翻译的研究范式。该生态翻译研究范式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以东方生态智慧为归依，以“适应/选择”理论为基石，系统探究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致力于从生态视角对翻译生态整体和翻译理论本体进行综观和描述。生态翻译学是一个较大的翻译理论话语体系，内涵很广，其发生和发展也已逾10年。对此有兴趣的人士，可以参阅由商务印书馆新近出版的拙著《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

长期以来，我们中国人、亚洲人、东方人在翻译理论方面的话语权不多，大都是西方翻译理论的跟随者、译介者、印证者。生态翻译学的出现，应该有助于打破西方翻译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有助于维护东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生态的平衡。

记者:您对海峡两岸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讨会未来的发展有何憧憬和期望？

胡庚申:我衷心希望“两岸四地”的会议能够越办越好，论文集能越出越好，共同壮大两岸的翻译与跨文化学术交流，真正成为四地学者加强交流的一个大平台。具体来说，我希望这个系列研讨会能够越来越规范化，多吸收年轻的学者，增强活力，同时也要保持它独有的特色，为翻译与跨文化交流做出贡献。我也希望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和发展更加国际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去”，将我们中国的、亚洲的、东方的理论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