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国家《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与修订专家组组长

毕诚: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教科院全国校长发展学校副校长

1 中国高考改革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工程。作为教育专家，您认为中国高考改革的突破点应该是什么？

陈琳：按照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的话来说，高考改革是今年的重中之重。他将推进招考制度改革列为教育部2014年工作重点之一，这也体现出了高考改革的重要地位。此外，袁贵仁部长还提出要积极稳妥破解考试招生制度难题。所以，我觉得，整个的高考改革应该按照这个原则来进行。首先，高考改革是一个重中之重的任务，其次，我们的态度要积极，步骤要稳妥。

另外，我觉得，一切改革要先进行实验，这是辩证法的精髓，也是教育部提出的——开展改革试点。总之，我觉得高考改革是势在必行的。

有人提出，应该取消高考，因为很多西方国家并没有国家统一高考，都是由高校自己来考试、招生。可是我觉得，在目前我国的国情下，高考还是很有必要的。虽然现在有少数院校在进行自主招生，可是至少在可见的将来，取消高考还是不一定符合中国国情的。

我们国家人口众多，想要考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高中毕业生很多，因为取得高等教育文凭是其将来得到一份满意工作、发展事业的重要条件。一些弱势群体的子女必须靠自己的艰苦努力通过高考，从而获得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

另外，据我了解，很多西方国家逐渐在认可我国的高考成绩，将其作为本国高校录取中国留学生的依据。据我所知，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已经承认我国的高考成绩，但他们都要外加一个由他们自己实施的英语能力测试。当然，他们也很希望我国高考能够改革，使它更有信度，能够更全面、正确、真实地反映留学生的水平。总之，在这种情况之下，高考应该要改革，而不是取消。

毕诚：高考改革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中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涉及培养人才、选拔人才、使用人才等多个核心环节。高考改革势在必行，我认为改革的突破点在于三点。

第一，由“身份性”向“能力型”转变。在过去，很多人希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提升其社会身份、地位。而高考的基本使命应该是:对基础教育质量进行评估，为高校选拔输送高素质人才。第二，由“学校化”向“社会化”转型。人才的标准不应当由学校来制定，而须由用人单位、社会来评估、评判。学校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要立足于“四个面向”，即“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面向社会”， 其培养目标和育人方向要注重对人的内涵的追求。第三，考试主体由“单一主体”向“双主体”或“多主体”转变。应当改变以往单纯由学校来组织考试的模式，用人单位、社会也需要积极参与对人才的考核和评估。

2 您认为，中国高考(英语)改革的关键问题或最大的难题在于何处？

陈琳：降低外语总分或其他措施并非高考英语改革的最根本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让考试测试出学生的真才实学。说实话，近年来社会上有些人士认为我们的中小学生学英语过头了，以致造成其汉语水平的降低。早在2009年，我就在《中国青年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最主要的观点就是，外语和汉语都是语言，语言对人十分重要，因为没有语言人就不再是人，而成了动物。而且，无论是母语或是外语学习，都能在帮助学生掌握语言的同时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正如我们在课程标准中里规定的:外语教育兼具人文性和工具性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人文性比工具性更重要。此外，在那篇文章中，我还着重提到母语学习与外语学习是互为补充的，两者不是对立的。而且，多数语文成绩好的中小学生，其英语成绩也好，反之亦然。总之，高考英语改革的关键问题，是大家要对外语教育本身的必要性和功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毕诚：高考是高等教育的起点，也是高校与社会各界紧密联系的桥梁。高考竞争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根源，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责任。因此，能否形成一个权威、公平、公正、具有社会公信力的考试机构是此次高考改革的最大难题。

目前学校教学内容和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矛盾。学校是一个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人才培养机构。而社会是多元化的，不同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千差万别。我认为，我国可以参照一些欧美国家，针对不同行业制定职业标准。例如加拿大，在上世纪末便已制定出16000余个职业标准。职业标准形成后，可设立社会民间的、独立的测评机构，该测评机构要在学校和用人单位之间起到桥梁的作用，要通过科学的、准确的、标准化的测评模式来帮助社会选拔人才。

因此，中国高考的难题还在于如何在学校、考试机构、社会这三者之间形成一个良好的激励、互动机制。学校需要针对社会需求，进行教学改革和课程改革，逐步完善人才培养模式;考试机构要做到公平、公正、科学;社会也可以参与学校管理，对人才培养提出要求，设立标准。

3 本次高考招生改革总体方案一经公布后，“外语科目实行社会化管理”这一改革细节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您是如何理解高考外语考试“社会化”这一问题的？

陈琳：我觉得，英语科目可以先来试行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是件好事，因为学生有了更多自主权，他可以选择考试时间，可以选择考试次数。另外，假如实行一年多考，那么每次参加考试的人数可能相对来说比全国统一高考时的人数少一些，那么恢复听力考试，甚至组织口语考试，就有了可能性。这样，外语考试就会更好地考出学生的真才实学。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谁来负责这件事?能不能委托一些社会上的培训机构来组织?我自己觉得，即使是实行所谓“社会化考试”，高考英语还是要由政府来负责、管理，要避免它出现弊端，因为它毕竟还是高考的一部分，决定着学生的命运。

所以，总的来说，我还是赞成这件事。甚至，语文、数学等科目，都可以这样做。不过，社会化考试的成绩一定要有信度，不能掺杂进功利主义的东西。

毕诚：可以从几个角度去理解。首先，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及生活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公民的外语素养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外语成为人们工作和生活不可或缺的工具。第二，由于过分重视外语教育，母语水平受到冲击。第三，我国外语教育可以在学校体制之外完成。社会外语类培训及考试市场繁荣。第四，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外语学习手段多样化，学习环境和条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外语实行社会化考试有望将学生从校内学习压力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可以在其他学科或生活中投入更多的时间。

“社会化”的关键还在于设立专业的语言测评机构来承担考试，以国际化的标准来组织考试。教育行政部门要真正放权，主抓监管，即对考试机构的资质进行认定，对考试的公正性、公平性进行评判，鼓励行业内竞争，促进考试服务质量的提升等。此外，社会化的考试也可采取网考形式，针对不同的行业需求，设定不同等级的试卷。

4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及“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您对这一政策如何理解？

陈琳：教育部提出，今后的高校招生，不管是高校自主招生，还是国家统一招生，都应当参考三个标准:一是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二是高中综合素质评估，三是高考成绩。这是一项很重大的措施，也是我多年来一直提倡的，即不能只看学生一次考试的分数，而要看他至少三年的学习表现。这就是我说的多样化。现在我们在很多情况下，都鼓励多样化。假如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招考分离是好的事情，但一定要做到妥当，做得没有差错，不出问题。

我觉得，整个高考制度的改革，头一条就是让统一高考与自主招生并存。一方面，高考还是举行，同时要鼓励一些有条件的大学自主招生。说到自主招生，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注意到一个现象，即有资格进行自主招生的学校多半是名校，如北大、清华等。为什么呢?这就说明这些学校都是大家希望考取的好学校，所以这些学校就更希望能够自主地招生，以便保证招到自己需要的好学生。这本身就反映了，这些学校觉得高考还是很需要改革的。

毕诚：“一考定终身”是我国高考制度的鲜明特征，也是其广受诟病的突出弊端。过去的招考改革，主要停留在考试科目的改革上。目前普遍实行的考试形式都没有解决好高校选拔新生和中学实施素质教育的问题，同样存在学生负担重，知识能力不全面，进入高校后续发展不足的问题。全国标准的统一考试限制了学生的特长能力，掩盖了学生的个性特征。《决定》明确提出，“一考定终身”的传统高考应当向构建全国统考、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相统一的评价体系转变。综合素质评价既要体现国家和学校的共性要求，又要体现学生个性发展的要求;既要有学科学业评价，又要有社会实践评价。《决定》所提出的招考改革，不仅是考试科目的改革，同时又是考试制度的改革，目的是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

招考分离是大势所趋。招考制度改革对于基础和高等教育的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普通高中向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推进多样化发展转型更是一个重要机遇。

5 您认为，中国高考改革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什么？

陈琳：我认为，考试应当是教育的一部分，而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培养具有高尚素质和能力的人，高考的终极目标也应是如此。现在中国教育最主要的问题是充斥着功利主义，这已经成了一个社会问题。高考改革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使得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具有高尚道德品质、具有真才实学的好青年能通过高考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在英语考试方面，最近一二十年来我们的高考英语考试内容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听力考试因为容易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很多地方取消了这一项。现在，北京市加大听力部分比重的决定是好的，但是，我认为，写作能力也是衡量一个人外语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至于英语科目改革的终极目标，我觉得应当使其符合两个标准:一是能评价出学生的人格素质，二是能测试出学生的真才实学。

毕诚：教育是全社会的事业，它的每一项改革都牵动着社会的神经。高考改革的终极目标应当是为全民族优秀人才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帮助我国各级各类人才健康成长，为我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