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教育局局长吴晓茅专访

记者:扩大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培养国际化人才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明确目标。《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同时，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探索多种方式利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请您介绍一下南京市教育局对南京地区中学开展国际化教育探索的总体规划和指导思想。

南京市教育局局长吴晓茅:首先，我们要尽可能地创造和国外以及境外学校沟通交流的平台，从校长到教师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互相打开窗口，让对方看到彼此更多更优质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理念。我们现在和新加坡以及台湾地区教育方面的交流比较频繁。其次是国际课程的本土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教育的“洋为中用”不仅指的是对国际先进教育教学理念的学习，还包括教学实践的本土化。

南京市一些学校开展的模拟联合国活动就是从国外学习借鉴的一种课程模式。开展这种课程，教师和学生都需要了解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化和历史，还要了解当前世界的热点问题和国际规则，这样，教师才能启发学生从所代表的各国的情况和立场出发提出议案，并进行开会和辩论。此外，我们也从国外引进了诸如演讲和辩论等形式的课程。这些课程的引进强调合作和创新，这对南京的教育改革探索启发很大。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一些误区，比如开展“双语教学”，我认为这不现实。比如物理课，学生在一堂课中能理解教师用中文讲授的内容就已经很不简单了。当然，英语教学在某些课程如教授以英语为母语的欧美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时也还是可行的。这需要选择，并不是全面铺开。

在国际化的过程中，有几点需要注意。首先，国家的意识形态和主权不容侵犯，这涉及到教学内容。其次，我们不能简单地提“双语教学”，而是要借鉴国外好的教学理念和方式。除了以上谈到的两种国际化探索模式之外，我们也开办了一些国际学校，学生都是“洋娃娃”。还有一些项目是邀请境外的学生到南京留学学习中文，这些学生的家长大多是因为看重中国的市场在国内工作或经商的外国人，他们希望孩子可以把中文学好。我认为国际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我们学习国外的文化，也包括我们的文化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

记者:您认为国际化人才的定义应该是什么？

吴晓茅:首先，国际化人才既要拥有国际视野，又要有中国内核。缺少两者中的任何一点，都不能被称为“国际化人才”。民国时期政府曾派出许多各学科的领军人物出国，他们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选择了回国报效国家。今天我们国家许多优秀的人才都出国了，这其中又有多少人愿意回国?当然，科学没有国度，但是国家利益是有国度的。其次，国际化人才要通晓国际规则。即便在国内，开展国际性的事务也需要遵循国际规则，否则将寸步难行。这里我还要提到一个误区，就是人们一谈到国际化，就必谈对于外语的掌握和学习。我认为，并不是人人都要掌握外语，就如同并不是人人都有必要懂得古汉语一样。语言永远是个工具，不能说懂外语的人就是国际化人才，精湛的外语语言水平并不是成为国际化人才的必要条件。

通晓国际规则是一个大的概念。从具体的方面来说，作为教育工作者，就要通晓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方式、课程方法。作为企业工作者，就要通晓产品在国外的行业标准，在销售过程中需要注意的相关规定和国际规则。在这个基础上，当然还有文化的融通和跨文化交流。

记者:您认为课程的国际化应该遵循哪些原则？

吴晓茅:课程很重要，它是国家意志最重要的载体。古今中外，不管哪个阶级和哪种意识形态，在培养人的方式上，都采用了一种共同的手段，就是课本。所以课程就显得特别重要。我们有很多课程与国际化密切相关，比如世界史、英语等。为了提升教育水平，我们会派英语教师出国培训，并吸引一些境外的优秀英语教师前来指导教学。我认为课程的本土化是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标志。从国外引进的或者与国外合作开设的国际化课程再好，也必须与中国的实际和国情相结合。课程本身的理念、指向目标和活动载体应该本土化。其次，引进的国际化课程要符合学生的兴趣爱好，要和传统文化及地域的发展特点相结合。我们不能颠覆一个民族上千年积淀而成的传统文化。在国际化的问题上，我们最终要解决的不是引进多少外籍教师、开展多少中外合作项目、开办多少国际学校、有多少人出国这些量化的问题，其终极目标是在人才培养的目标、方式以及教学管理等方面产生实质性的积极变化。

记者:2014年被称为高考改革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及“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您如何理解“招考分离”这一政策？您认为怎样的高考选拔机制是高效、自主而且公平的？

吴晓茅:有人曾说，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是中国对世界文明作出的最大贡献之一。回顾中国的官吏选拔制度，汉代的举荐制、晋朝的九品中正制、隋朝科举制，都对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隋朝的科举制更是对世界文官制度的形成和完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这些选拔制度也有弊端，只要是考试，必然会产生负担重、人才选拔同质化等弊端。前段时间，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中国即将出台方案，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的高考。第一种高考模式是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化知识;第二种高考模式就是现在的高考，即学术型人才的高考。技能型人才的高考和学术型人才的高考要分开。我很认同这种做法。鲁昕提到，教育部将对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进行面向应用技术、职业教育的转变。这个变革背后又是一次利益博弈，教育部需要下大决心，改造一批大学。我们的教育目的是实现人才的培养和其今后的就业，因此，我有一个观点，就是大学的教育说到底都是职业教育，因此，职业教育非常重要。教育部提出的两种人才培养模式是一种非常灵活的办学和人才培养体制。

记者:本次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总体方案一经公布后，“外语科目考试实行社会化管理和一年多考”这一改革细节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您是如何理解高考外语考试“一年多考”的？

吴晓茅:“一年多考”恐怕不但不能减轻反而会增加学生的负担，对整个社会资源也可能会造成一种负担。我认为这些改革治末不治本，解决不了实质问题。最终应该是通过政府的引导，让整个社会对年轻人的就业有一个正确的导向，让人们通过各种教育方式获得体面的工作和幸福的生活。而这也正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前景，职业教育有望成为全社会追捧的“香饽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