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部署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要求，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提高选拔水平。《实施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全面启动。依照《实施意见》规定，本次改革的目标是在2014年启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试点，2017年全面推进，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各项改革目标进度详见附表）。用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的话来说，“这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恢复高考以来最全面、最系统的改革，是教育综合改革中最重要、最复杂的改革。”

据了解，早在2010年7月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就提出，要“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克服‘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然而，高考改革推进的难度远超想象。直到2013年上半年，高考改革并未发生实质性进展。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教授曾如此总结过高考改革所面临的挑战: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体现了不同的、甚至是相悖的价值取向。教育改革举措的出台过程，往往体现为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博弈”过程。由于目标诉求差异很大，难以形成改革共识和合力，加大了改革难度。

最终对此次招考制度改革工作起到决定性推动作用的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2013年11月15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再次明确提出要“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不久后，教育部将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等内容列为2014年工作要点。在多方共同努力下，9月4日，这份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实施意见》终于揭开了面纱，而其在出台伊始便成为教育界关注的焦点。

聚焦教育公平

记者了解到，对于最新出台的《实施意见》，多位业界专家表示，此次改革方案的核心理念是确保“公平、公正”。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表示，“教育部归纳了12个要点，大概有4到5个都是围绕促进教育公平的，比如均衡统一招生、扩大农村学生比例、取消和减少加分等，对于高考改革，这次中央政府最关注的应是保障公平、促进公平。”在杨东平看来，《实施意见》凸显“公平”原则，具有一定合理性。他表示，高考改革与现在社会中正在进行的改革很相似，以治标来换取治本的时间。先将最突出的问题解决，这极大符合了学生和家长群体对教育公平的诉求。

对于“公平”的问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刘建丰在不久前参加由中国日报社主办的中外名校校长高峰论坛上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国情:政府关注教育的内容与人才培养质量，而家长和学生关注教育的形式，关注教育是否公平。西方招生模式的多元化与考试内容的多样化容易对学生造成不公平。“教育公平本来应该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但是在中国由于我们的社会制度的因素，我们提前把教育公平问题纳入了政府的责任范畴，这一点在中国强调得比西方任何国家都更重要。”刘建丰说。

外语科目改革最受关注

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招开前不到一个月，2013年10月21日，北京市教委公布了《2014-2016年高考高招改革框架方案》（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中写到:要“降低英语学科分数在高考招生中的权重，实行社会化考试，一年两次考试”，意见稿也提出将英语科目的分值由此前的满分150分降低为100分，实行社会化考试，一年两次考试，学生可多次参加，按最好成绩计入高考总分，成绩3年内有效。

尽管这只是一份征求意见稿，却骤然间掀起了全社会关于英语教育改革的大讨论。不久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亦出现了“探索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的论述。于是，关于高考外语改革和外语教育改革的讨论继续升级，一时间，社会产生了“英语不再那么重要”的猜测，“外语将退出高考”的传闻不绝于耳。上到高校英语教授，下到英语专业师范生、一线中小学英语教师都对英语科目有可能的改革方向表示出担忧。

这一次，就连国内最为资深的英语教育专家也加入了讨论之中。6月14日，陈琳、胡壮麟、胡文仲、戴炜栋、文秋芳等十余位顶尖英语教育专家专门就高考改革话题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研讨会，会上，专家们表示，外语高考改革对中国外语教育尤其是对基础阶段外语教学将产生深远影响，外语学术界有责任和义务引导教育界和社会公众准确解读和评估此次英语高考改革决定的背景和意义，帮助细化与完善相关改革方案，促使外语教学与评估方式回到理性科学的轨道上。陈琳教授还建议，将各位专家针对外语高考改革可能出现的问题与应对措施在论坛上达成的共识，形成决策咨询报告上报国家高层领导。

《实施意见》与上海、浙江两地高考方案陆续出台后，高考外语科目的实施方案终于尘埃落定:外语150分，可考两次。对于这一结果，杭州外国语学校副校长夏谷鸣认为，这表明国家对于外语学科的价值具有十分客观的认识，承认了外语学科的重要地位;而外语的分值与语文、数学的分值相同并可考两次的规定表明，国家仍然将改革重点放在了外语学科上。夏谷鸣同时坚信，高考外语科目未来的发展方向还是由国家统一组织实施的考试转变为社会化考试。

关于此次高考改革，记者曾采访过数位高校专家，他们均向记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要加强注重外语的人文性功能。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陈琳表示，国家《英语课程标准》规定，外语教育兼具人文性和工具性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人文性比工具性更重要。高考英语改革的关键问题是，大家要对外语教育本身的必要性和功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教授程晓堂也认为，过分强调外语的工具性是一种片面的观点。我们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认识到其他民族是如何认识世界、如何思考、如何生活的。同时，外语作为一种语言，它对学生的认知、思维等各方面都有促进作用。因此，不应简单地以一门学科是否有实用价值来判断其重要性。

试点地探索招生录取制度改革

长期关注高考改革的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及不同媒体上表明自己对于高考改革的观点:“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我认为这是推进高考改革的核心。”但令不少人感到遗憾的是，此次《实施意见》并未提到招生与考试分离的相关内容，仅提及:“探索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实施意见》明确了未来参加高考的考生总成绩由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3个科目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3个科目成绩组成，即3＋3模式。

在近日出台的上海市和浙江省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也依据《实施意见》规定，计入总成绩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由考生根据报考高校要求和自身特长，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中自主选择。

据记者了解，上海和浙江均在高校招生录取改革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上海市规定，从2016年起，合并本科第一、第二招生批次，并按照学生的高考总分和院校志愿，分学校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和录取。在此基础上，探索学生多次选择、被多所高等学校录取的可行性，增加高等学校与学生的双向选择机会。

浙江则将采用统一高考招生、高职自主招生、单独考试招生、“三位一体”招生等四种模式。考生可任选适合自己的模式。高校的自主权也扩大。据介绍，高校在浙招生，不仅可以根据办学定位选择不同考试招生模式，还可以根据专业需要确定招生要求。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说，“我们希望通过增加考生对考试和招生的选择性和增加机会，让考生选自己想学且自己认为学得好、感兴趣的科目进行考试，考自己所长，考自己所好，从源头上推进素质教育。”

而对于招考分离，熊丙奇依然坚定:录取制度改革，是对高考权力和利益结构的调整，很显然，只有国家层面才能作出这方面的调整。因此，要在考试招生方面有较大突破，还需要国家层面出台方案。熊丙奇建议，国家应密切关注沪、浙两地改革的走向，并针对改革中的问题，进行整体改革思路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