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研究的历史梳理与主体性建构 《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出版有所思
本文作者： 陈跃红
面对这套装帧精美、厚重坚实、多达六卷七大册的《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我不禁感慨万千。一个国家对域外文学开放、接受与研究规模十分重视，在现代世界各国的文学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这套书首次分门别类（作品卷、流派卷、文学史卷、文论卷、译介卷、口述史）、系统清理、总结和呈现了这一文学发展的历史成就和阶段路径。 虽说是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但是其内容所涉及的范围却是几乎整个近代以来本土中国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的时间和空间维度。 自1840年以来，面对西方政治、经济、军事、科学和文化的大潮冲击，面对船坚炮利的压力，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走出传统文化的败落境遇、寻找新的文化发展生机，数代中国人开始从域外学习军事体制、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制度，参照性地借鉴西方。同时，国人也积极从精神文明层面去挖掘西方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因，外国文学就是其中时间早、影响大、成果丰富的领域之一。外国文学拥有广泛的受众和审美意识层面的影响力，这无疑是其它文化领域所难以比拟的。 阅读这套丛书，我们可以看到60年甚至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接受外国文学的清晰轨迹和认知台阶在不断提升。因此，这套书所具有的里程碑价值，不仅在于其海量丰富的资料，而且在于它客观呈现出了现代中国数代学者在接受和研究外国文学方面提升认知和确立主体的过程。同时，这套丛书以详实的材料、数据和条理分明的深刻剖析支撑起这种主体地位和认知水平。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人对于外国文学的译介和接受一般交集着随意、直觉、情不自禁和散乱等情绪，缺乏体系认知，选择对象时大多数是跟着感觉走，不能区分经典和非经典、大国和小国、大语种和小语种、文类和作家等。进入中国的译品可谓泥沙俱下，整个译介工作处于混乱的状态。 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开始逐渐形成系统的译介和一定程度的研究。翻译文学作为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重要部分，在当时 “ 新文学大系”里可以独占卷帙，以译介推广为主，是外国文学发展第一阶段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外国文学开始成为在高等院校学科课程体系的固有内容，在外文系和中文系广泛开设课程。除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外国文学由外语系派遣教师来教学之外，其它高校的中文院系几乎都设有外国文学教研室。外国文学是最初的叫法，后来称其为世界文学，近十多年又被称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但是，无论具体的文学称谓是什么，外国文学在中国高校的教学推广，其规模和体制化建构，是蔚为大观的文学现象。在国际上，除了日本，鲜有同样的文化体制。系统化教学、众多外国文学史出版、西方和东方、欧美和亚非，这些构成外国文学发展第二阶段的特征，即从译介推广逐渐进入系统研究阶段。 进入二十一世纪，在积累了大量译介和研究的历史经验和成果之后，我国外国文学终于可以系统地清理已有的成果和研究理论方法，要寻找与其他文学的不同之处，需要对我国的研究成果展开再研究，即研究之研究。这意味着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终于获得了主体性。基于这一意义，所谓外国文学研究的 “ 外国”之意也发生转换，变成了 “ 世界”。 而一旦面向世界，外国文学就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无论是译介、教学、历史叙述，还是具体而深入的研究，都与中国和世界的文学发展紧密相关。中国文学遂逐步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成为其域外文明族群面对的另外一类外国文学。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互文共创的世界文学的不同声部，在交流互动中走向未来。 综上所述，这套《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出版所具有的，本土外国文学或是世界文学研究主体性确立的里程碑意义便不言而喻。我们应当承认，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开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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