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 外语学习伴随勤奋的一生
本文作者： 21ST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1868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1917-1923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在少年时期饱读经史，后中进士，成为清朝翰林院修编；国家危亡之际，他又积极投身民主革命事业。他由绍兴中西学堂肇始踏上从教办学之路。他担任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时，对封建教育进行改革，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制度之端。他执掌北大，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成为人人传诵的北大精神。他抱定“教育救国” “学术救国”的宗旨，毕生致力于中国的教育、文化和学术事业，在社会转型的新旧交替之际作出了卓著的功绩。 很多人并不了解，晚清进士翰林出身的蔡元培其实是狂热的外语爱好者。他先后学习过日语、英语、拉丁语、德语，还是中国世界语的积极倡导者。他强调，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兼容并包之文心，很难在文化发展上有所突破。而中国的外语教育，应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人。外语学习，贯穿了这位学界泰斗的一生。 为了解西学新知 探索中日语言互译规律 蔡元培与日语的渊源可追溯到1897年。是年10月17日，蔡氏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书衡来，拟辟东文学馆，以西书直贵，其要者，日本皆有译本，通东文即可博览西书，且西文非三、五年不能通，东文可以半年为期，尤简易也。”由日记可知，蔡元培习东文的直接目的在于阅读日籍，而终极旨归则在于通过日本走廊博览西书，了解西学新知。这种观念与其说是蔡元培的个人观念，不如说是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界的普遍观念。 根据日记中的相关记述，蔡元培在初识日语仅四天后，即“译日本小文典序一纸”；一周后始“译《万国宪法》序” “译‘日人败明师于平壤’一纸”，待译《俄土战史》时，已感“有文从字顺之乐”了。蔡元培可数日自通，除了其自身的天资外，也与当时日本书籍的文体关联甚大。自江户时代以来，日本知识阶层、官僚阶层均采用与通俗作家市井小说“和文体”不同的“汉文体”著书立说。这种文体的存在，为中国知识分子学习日文提供了天然的便利。虽然汉文体著述中大量使用汉字，有一定古文功底的人即便不识“虚字”者也可猜出十之八九，但由于助词本身的复杂性，要较为准确地领会原文的意旨并非易事。为准确理解日文，蔡元培在“虚字”的学习上花费了不少工夫，摸索出日语助词学习的自觉。 当然，以阅读日籍为目标的学习，决定了蔡元培的日语学习只能停留在读写的阶段，还无法达到与日本人正常沟通的程度。但是由于通过日本走廊了解西学新知的急切，中国知识界普遍对日本语言的工具性和中介性强调有余，而对日本语言和日本文化自身独立价值认识不足。从方法论和功用论的视角来看，蔡元培在探索中日语言互译规律的道路上先行一步，领风气之先。 欲通西洋古代文化 执意学习“古董”拉丁文 1902年，在南洋公学任教的蔡元培要跟教育家马相伯先生学习拉丁文。马相伯告诉他：拉丁文在西洋已成为古董，大学而外，各学校都不大注重，中国学者更没有学习的必要。无奈蔡元培执意要学，说拉丁文为欧洲各国语文之根本，各国语言多源于拉丁，西洋一切古代文化，若果不通拉丁文，那就无从了解。 蔡元培的话固然说得正当，然而马相伯还是以为很难办到。一来是因为中年而有繁重职务在身的人，学习外国语，若果要指望它有用，那非较长时间不可；二来是蔡元培当时在南洋公学任职，只有一大早才有空闲来读拉丁文。蔡元培每天早上5点钟就来敲门，马相伯有时还未醒，便被他从梦中叫醒。但是事情总不能如人意，马相伯每天早上要祈祷，这是教会每日的常课，没有办法可以更改。因为这两个理由，他就向蔡元培提议，最好由蔡元培在学校中选择一些比较优秀的青年学生到他这儿来学，更为有益而切于实际。蔡元培深以为然，于是就选派了24个学生来学，马相伯起初还是不打算教他们拉丁文，但他们也和蔡元培一样，拿定主意要马相伯教他们，马相伯没法，只好教了。 当时在徐家汇教会中的法国人，都在背后笑他们，以为中国人如何能学得好拉丁文?但是马相伯却大胆地教他们读拉丁文最有名的文学作品、最有名的演说家西塞罗的演说。4个月后，经过考试，学生们居然都写得出来、说得出来，从前笑话他们的外国人，也不能不钦佩这些青年学生的努力。 翻译大量德国著作 从德语中首译“美育”一词 20世纪初，出国留学或考察蔚然成风，学生所去国以日本为多，欧洲很少。蔡元培于留日并无兴趣，一心想去德国。在他看来，德国是当时哲学、教育学最发达的国家， “救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求学于德”。 1907年6月，蔡元培开始其首次欧洲之行。蔡元培虽曾于1903年在青岛学过德语，但远没过语法关。复杂的文法、拗口的发音，对年近四十的他来说，艰难程度可以想象。蔡元培自述： “我在柏林一年，每日若干时学德语，若干时教国学，若干时为商务编书，若干时应酬同学，实苦应接不暇。” 与其他人求学不同，蔡元培把在德国的求学称为“游学”，而不是“留学”，因为他不是为拿某个学历或者学位，目的是汲取知识、开阔眼界。20世纪初，康德、叔本华、歌德、莱辛等人的哲学和艺术思想在德国大学占据重要地位。蔡元培身居其中，学泛众家。他在莱比锡大学注册的是哲学系，但选修课程众多，呈现跨学科性。从1908年10月到1911年的6个学期里，他选听40多门课程，每学期近7门，哲学、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民族学等， “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 在德游学期间，蔡元培凭藉深厚的学术修养，摄取各类学术精华，增进了对东西文明的认知，促进了中德文化交流，为其后来领导全国性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思想和学术基础。 蔡元培以“爬格子”方式半工半读，编著了《中学修身教科书》，编写了《中国伦理学史》，翻译了《伦理学原理》，这些著作奠定了他在学术、教育界的地位。如《伦理学原理》于1907年出版后，至1921年再版6次，后编入“汉译世界名著丛书”； 《中国伦理学史》被称为中国现代伦理学的开山之作； 《中学修身教科书》至1921年已再版16次，是民国初期深受国内中学欢迎的教科书。 在莱比锡大学期间，蔡元培还对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在《自写年谱》中回忆： “我于讲堂上既常听美学、美术史、文学史的讲演，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熏习，不知不觉地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蔡元培自觉“到四十岁，始专治美学”， “四十岁”这段时间就是其在德国游学时期。1912年，他首先将“美育”一词引入中国： “美育的名字，是民国元年我从Asthetische Erziehung译出，为从前所未有。” “美育者，孑民在德国受有极深之印象，而愿出全力以提倡者也。”蔡元培后来主张的“美育为学” “德智体美”四育、 “以美育代宗教”等，显然萌发形成于德国游学时期。 听课之余，蔡元培翻译了许多德国教育家的著作。他读过著名哲学家、柏林大学博士包尔生名著《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该书的绪论部分比较了德国与英国、法国大学的特点，介绍了德国大学所推崇的教学与研究“融合为一”、注重纯学术、教授治校等原则。蔡元培认为“颇足参考”，便将绪论部分译成中文，以“德意志大学之特色”为题发表于1910年第11期《教育杂志》。 若能回到二十岁 定要多学几种外国语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决定在北大开设世界语课，特地邀请了南方的世界语者孙国璋到北大担任世界语讲师，当时在北大选修世界语科的共有二百多人。为了解决世界语教材的缺乏，蔡元培请孙国璋把历年所用的讲义编成《世界语高等课本》 《世界语高等字典》，并亲自为这两书写了序言。20世纪20年代初，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渐渐成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摇篮，蔡元培发起成立了“北大世界语研究会”，使北大的世界语学员增加到六百余人。 1935年4月蔡元培在《假如我的年纪回到二十岁》一文中讲到自己“五十余岁，始兼治民族学，习一点法语。但我总觉得我所习的外国语太少太浅，不能畅读各国的文学原书。⋯⋯若能回到二十岁，我一定要多学几种外国语，自英语、意大利语而外，希腊文与梵文，也要学的。” 为什么蔡元培如此痴迷学习外语？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邹振环认为，在蔡元培看来，学习一门外语就意味着学习跨文化的交往，学习另一种思维方式和习惯。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传达信息的工具和叙述的符号，语言也塑造那个使用其的世界。“外语学习几乎伴随着他勤奋学习的一生，可以说他是近代中国最早具有全球关怀的学者之一，深刻认识到学习外语对于理解外来文化的重要性。” （根据《蔡元培的东文观与中国日语教育》 《蔡元培与德国》 《复旦创办人马相伯:曾教蔡元培与24个学生学拉丁文》《若能回到20岁，定要多学几门外语》等综合编辑整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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