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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比较文学研究70年

本文作者: 王宁
期号: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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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中的中国,70年栉风沐雨,70年砥砺前行。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本刊特推出“致敬70年”栏目,回眸70年来中国英语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将寻访我国英语教育领域的大家巨擘,与读者一起聆听他们与时代同行的足音,见证历史,启迪未来,助力追梦新程。

王宁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外国语言文学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0年当选为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2012年入选2011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2013年当选为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现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王宁教授出版了两部英文专著、二十部中文专著及近450余篇中文论文,在三十多种国际权威刊物发表英文论文130余篇,收录SSCI或A&HCI数据库论文100余篇。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作为一位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心情格外激动,因为这门学科的起伏沉落乃至全面复兴与现代中国的崛起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我本人的学术生涯在某种程度上是也伴随着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建立而开始的。尽管在许多人看来,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兴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但是实际上,这门学科在中国已经历了一百多年曲折和漫长的历史,在这方面,王国维和鲁迅堪称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性人物。虽然在他们那个时代,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尚未正式引进中国,甚至连比较文学这个术语也未进入汉语的学术术语库,但是一些先驱者已经对文学交往的跨国性和文学研究的横向比较有了一些意识,并自觉地在自己的批评和教学研究中将其付诸实践。

新中国成立前的比较文学研究

荷兰比较文学学者和汉学家杜威·佛克马(Douwe Fokkema)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上曾指出,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兴起始于鲁迅的《摩罗诗力说》(1907),因而鲁迅应被看作是中国的第一位比较文学学者。如果我们大致认可这一说法的话,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论,比较文学最初在中国引进时并未被学者们当成一门学科,而在更大程度上被当作一种研究文学的方法和批评的理论视角介绍给中国学界的。在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中,他旁征博引,借助欧洲浪漫主义的先驱者拜伦和雪莱的“摩罗诗力”来抨击当时中国的黑暗和不公正现象,呼唤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和文学的全方位变革。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那篇充满战斗精神的檄文实际上就是一篇早期的比较文学论文,既涉及了接受和影响研究,同时也平行比较分析了当时中国的知识状况。

另一位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兴起作出奠基性贡献的学者当推王国维。王国维同时接受了西方哲学、美学思想和中国古典哲学和美学的影响和启迪,他的擅长恰在于将这几门不同的中学和西学融通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体系。 《红楼梦评论》就是王国维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撰写的一部力著,最初发表于1904年6月的《教育世界》杂志。由于王国维本人的深厚国学造诣和对西学的深刻理解及把握,他对西方理论,尤其是叔本华的理论的接受并非是被动的,而是有着自己的能动性理解和创造性转化,也即他创造性地运用现代西方哲学和美学理论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作了全新的阐释。因此我们今天重读这部论著便不难发现,它所达到的跨学科和跨文化高度也是前无古人的。

非常凑巧的是,上述两位人文知识分子曾分别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因而民国时期的这两所大学在学术体制上也为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兴起作出了奠基性贡献。就其课程设置和学科布局来看,清华大学较之北京大学更为开放、更注重国际化,它一般被看作中国现代比较文学的摇篮。清华大学的人文学者既扎根中国国学,又致力于引进西方新学,为在中国建立比较文学这门学科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在这一学科领域里成绩斐然的新一代学者大多出自这所高校。

另一点值得提及的是,就在比较文学进入中国之际,国内已经掀起了大规模的翻译运动,国外的,尤其是西方的主要文学思想和文化理论,先后被译介到中国。这不仅为中国作家提供了文学创作灵感,同时也要求文学研究者自觉地将中国文学视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这一大规模翻译运动所带来的一个结果便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几乎西方各种主要的文学思潮和运动通过翻译的中介蜂拥进入中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及其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和启迪。可以说,比较文学就是一门从西方引进的学科。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一些主要大学里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文学学者,他们在西方著名大学获得学位后回到国内一些重要的大学任教,直接将自己在国外学到的知识带入中国高校的课堂,培养了一批兼通中西的新一代学者。范存忠、吴宓、陈嘉、朱光潜等学者从欧美留学归来后在中国的一些著名大学讲授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课程。由于他们有着广博的中国和欧洲文学知识和精深的学术理论造诣,因而他们所教授的课程广为学生们欢迎,实际上已经涉及了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具有很强的示范性作用,对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全面复兴作出了重要的奠基性贡献。

还有一些曾在国外留学或访学的学者也在国内一些高校讲授与中西文学关系相关的课程,例如闻一多、叶公超、钱锺书等。可以说,这些早期的努力无疑为后来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全面复兴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由于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开放性和国际性特征,选修这门课程的学生需要有较好的外语基础和广博的外国文学知识,以便与来自国外的学者直接讨论和对话。在这方面,一些应邀前来中国访问讲学的西方杰出学者,例如瑞恰慈(I.A.Richards)和燕卜孙(W illiam Em pson)等,也向学生们提供了西方文学和理论批评研究的最新发展信息。他们的努力以及卓越成就无疑也为20世纪80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全面复兴铺平了道路,早年选修过他们课程或听过他们讲座的一些青年学子后来大多成了国内文学研究领域内的著名学者,如杨周翰、李赋宁、王佐良、周珏良等,他们为比较文学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再度兴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再加上法国比较文学大师保罗·凡·第根(Paul Van Tieghem )的著作《比较文学》( La Littérature Com parée )中译本的出版,比较文学已开始为相当一批大学教授和文学专业的学生所熟悉了。

这就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前历史”,但是这段“前历史”却为后来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引入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没有这些先驱者的努力探索和大胆实践,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地位的确立是不可能的。

与改革开放同步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风貌焕然一新,文化建设和文学创作及理论批评也出现了新的气象。然而,由于苏联的文学教义的负面影响和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左倾”思潮的干扰,比较文学一度被置于边缘地位,直到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这门学科才再次获得新生。可以说,改革开放在中国的实施使我们迎来了比较文学的春天。但毕竟此时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水平已经与其国际同行有了较大的差距。

1978年11月,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国外国文学工作规划会议在广州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当时中国学术文化界从事外国文学教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多人,包括冯至、朱光潜、季羡林、杨宪益、叶君健、卞之琳、李健吾、伍蠡甫、赵萝蕤、金克林、戈宝权、杨周翰、李赋宁、罗大冈、王佐良等,还有一些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高校领导及文化出版界的人士,如吴富恒、孙绳武等,共二百多人。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杨周翰作了长篇发言,他在发言中首次从学科的角度向与会的各位代表介绍了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来龙去脉以及在西方学界的发展现状,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兴趣。就此意义而言,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同步的。

虽然比较文学是一门从西方旅行到中国的学科,但是即使在它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进入中国之前,一些杰出的中国学者就已经默默地在从事中西比较文学和文论研究,发表了大量高质量的著述。即使在比较文学被“边缘化”的这一时期,上述学者仍在默默地耕耘,他们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的著述无疑为这门学科在新时期中国的复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有些学者,如钱锺书、季羡林、杨周翰以及乐黛云等,当之无愧地成了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的领军人物。

比较文学从一开始进入中国,就被中国学者所接受,在实践过程中,中国学者不拘一格,同时采用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这两种基本的方法。在研究方法论方面,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从不讲究门阀观念,也不一味崇洋媚外,而是对一切适合中国的东西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因此他们不仅从法国学派那里学习了注重实证的影响研究方法,同时也从美国学派那里学习了注重美学分析和对不同文学的跨学科平行比较研究的方法。此外,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从一开始就特别注重跨越学科领域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

应该承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学者的比较文学研究并未带有自觉的学科意识,而是侧重考察研究中外文学关系,或从西方文学的视角来反观中国文学,或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对西方文学提出自己的见解。而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正式在中国登陆则是改革开放的一个产物。正是在改革开放的宽松学术氛围下,中国学者通过与国际同行的频繁交流,逐步了解到了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前沿和国外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由于高校中文系和外文系的学者的共同努力,比较文学最终成了隶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一门独立的二级学科,在1998年的全国学科目录调整中,与原先的世界文学学科合并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二级学科。虽然当时主持学科目录调整的教育部有关人员也许并未意识到国际学界在世界文学方面的研究进展,但是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为一个学科确实具有一定的学科布局前瞻性。就在本世纪初,美国学者弗朗哥·莫莱蒂(Franco Moretti)和戴维·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先后在英语世界发表了论文《世界文学的构想》(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 2000)和专著《什么是世界文学》( W hat Is W orld Literature? 2003),通过他们以及另一些欧美学者的共同推进,世界文学成了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的又一个前沿理论话题。

而中国学者则同时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设有一门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二级学科,同样招收比较文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些都是使得比较文学在当今中国的人文学科研究中始终具有活力的重要因素。下面几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果足以证明这门学科进入中国后是如何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取得长足发展的。

首先是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自身的学术成果十分丰富。在过去的四十年多里,中国学者共出版了千余部学术专著,发表了数千篇学术论文,加上那些译自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等语言的著述,比较文学确实在中国呈现出一种空前繁荣的状态,甚至一度被人们称为一门“显学”。1985年, 《中国比较文学》杂志在上海创刊,从而使得这门新兴的学科逐步趋于成熟。一些杰出的中国学者充分发挥自己的外语专长,在一些著名的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向国际学界展示了中国学者的研究实绩。

其次是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学科地位的确立。自1994年以来,七所高校设立了独立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二级学科博士点,加上那些隶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自设二级学科,我国已有五十多所高校可以招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还有一些隶属于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二级学科也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了,它们致力于培养双语人才,以便满足社会的需求。而更多的高校则同时向中文和外语学科的研究生讲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

第三是比较文学在中国的机构化和学科建制的建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于1985年成立,这标志着比较文学在中国的机构化进程已经完成。学会从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自身的学科建设,致力于在两方面凸显自己的特色: (1)突出本学科的国际化特色,学会自成立之日起就成为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团体成员,积极地参与国际学会的各项学术活动,并且担任学会的领导职务; (2)强调其中国的本土化立场,在国内的各个省市自治区大都建有地方比较文学学会。这些地方学会一般独立开展学术活动,但同时接受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帮助和指导。

第四个特点与上面这一点也相关,也即强调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一贯秉持的国际化和开放性特色。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始终以开放性和国际化为特色。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学会共举行了十二届年会,这些年会都向国际学界开放,并邀请一些国际著名学者前来作主题发言,从而形成了与国际学者直接的对话和交流。此外,学会每年都与国内外各高校合作举行一些高规格的专题研讨会或双边研讨会,鼓励越来越多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不仅积极地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而且还在国际刊物或出版社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这方面最为成功的一个例子便是始于1983年由学术大师钱锺书先生亲自提议举行的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我本人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领导成员,自2001年以来连续领衔在中美两国主持了第三届到第七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并由此推动了中国人文学术交流和对话。可以说,在当今中国的各人文学科分支学科中,比较文学学科是发表国际著述和论文最多的学科之一。

第五则是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所固守的中国本土立场。虽然比较文学以国际化和全球化为自己的目标,但是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同时也深深地扎根在特定的中国语境中。它的许多研究课题与当下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密切相关。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对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有了一个“全球本土化”语境下的发展概貌,并可以将其展示给国际学界。下面就是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近期的主要研究课题。

(1)全球化与文学研究。这一课题已经成为过去二十多年里讨论得最为热烈的一个话题,尤其在中国更是如此,因为中国被认为是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之一。这一点也为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所达到的国际水平所证实,中国学者不仅具备了与国际学界进行平等对话的资格和水平,其中的少数佼佼者还被国际著名的科学院,如欧洲科学院、欧洲艺术与科学院等,选为外籍院士,这在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也是十分罕见的。它至少表明,全球化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据此我们不仅可以与国际学术同行平等对话,还可以在一个广阔的国际语境下来评价我们的研究成果的国际水平和质量。

(2)流散和海外华裔文学研究。随着中国公民的大量向海外移民,流散现象也成为当今的一个前沿理论课题。这些流散作家用英文写出的作品必然对国际英语文学作出重要的贡献,而他们的中文写作则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当前的全球汉语热将有助于汉语成为仅次于英语的世界第二大语言。因此研究海外华人的创作成就也就成了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3)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国是一个有着55个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因而完全有必要从一个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学。无疑他们的研究成果将填补国际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空白,而他们的文学实践则使西方的人类学家得以通过其田野考察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来书写文化。

(4)汉语的普及和书写新的汉语文学史。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世界上也出现了一股汉语热。既然国际英语文学早就成了一门学科,国际汉语文学也将迟早成为一门学科。因此在这方面,就更有必要由中国学者领衔编写一部新的国际汉语文学史。

(5)比较文学和当代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翻译研究中曾出现过一个文化转向,它帮助建立了一门独立的翻译学学科。既然比较文学学者和文化研究学者大都在翻译的帮助下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那么就有必要打破英语中心主义的桎梏,呼唤当代文化研究中出现一个翻译的转向。

(6)走向世界文学阶段的比较文学。歌德早在1827年就在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的启迪下对世界文学作了理论描述,因而世界文学的提出标志着比较文学的诞生和最早雏形,而它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其最高阶段也自然应当是世界文学。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世界文学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但此时的世界文学格局已经打破了“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因此对中国学者来说,现在应该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并帮助重新绘制世界文学版图的时候。在这方面,比较文学学者作出了难以替代的贡献。

(7)生态批评、文学的生态环境研究以及动物研究。虽然人与自然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中西方作家所使用的一个文学主题,但是在过去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一关系却呈现出紧张的态势。作为人文学者和文学研究者,我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尤为敏感。诚然,中国古代哲学中有着丰富的生态资源,因此毫不奇怪,生态批评在中国依然方兴未艾,并朝着与国际学界平等对话的方向发展。在这方面,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又是先行了一步。

(8)后人文主义的崛起和数字人文的实践。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人的作用受到一定的限制,许多本来应该由人工去从事的工作现在已由机器所取代。大写的“人”已逐步成了一种“后人类”,他在某种意义上也只是地球上万物中的一个物种。因而,后人文主义的研究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上,而数字人文的实践则表明科学与人文并非只是对立,它们同样也可以互补和对话。

虽然上述论题大多是从西方引入中国的,但是这些课题进入中国以来已经具有了“全球本土化” (glocalized)或“中国化”的色彩。而中国学者的研究实际上又使得我们对这些理论概念和课题作了全新的阐释。既然马克思主义也是来自西方的理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作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来研究,因此我们自然也应当去研究其他来自西方的论题是如何旅行到中国并逐步在特定的中国语境下“中国化”的。在这方面,比较文学研究无疑确立了一种有效的人文学术研究范式。

新世纪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的国际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少传统的人文学科呈萎缩状态,但比较文学的国际性和开放性却使这门相对新兴的学科得到了更加长足的发展。最近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就是国际比较文学界在中国举行的盛会。

由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澳门大学、深圳大学和澳门圣若瑟大学共同主办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十二届大会于今年7月29日至8月2日在澳门大学举行。三年一度的国际比较文学大会素来有“比较文学领域的奥运会”之称。本届大会的主题是“世界各地的文学与比较文学的未来”,会议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等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名专家学者。其中,法国、日本、巴西等国的比较文学学会组团参加。

在全体大会之前,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和深圳大学共同主办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执委会会议暨国际比较文学高峰论坛”在深圳举行。这是中国内地举办的最高规格的国际比较文学大会,来自全球21个国家和地区的370余位学者参加了这一峰会,其中包括15位欧洲科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和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20多位长江学者。由于本届大会分别在中国深圳和澳门两座城市举行,从而开启了国际比较文学史上的“一会两地”之先例,在国际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出席这两个大会或论坛的中国代表共有500多人。

大会设有7场全体大会报告、15个分论坛、30多场圆桌会议及分组论坛。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比较文学的相关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大会邀请到多位来自欧美和中国的比较文学著名学者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并作主旨演讲,其中包括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芝加哥大学校级讲席教授苏源熙,欧洲科学院院士、比利时鲁汶大学讲座教授西奥·德汉,欧洲科学院院士、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讲座教授张隆溪,澳门大学特聘教授朱寿桐,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院长刘洪一等,我本人也在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此外,中作家王安忆和英国华裔小说较毛翔青也应邀与会与大家进行交流。应邀前来参会的十多家国际权威学术刊物的主编也在中国学者中约稿,从而使得更多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国际学界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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