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的中国情缘(64016)-英语教育-(215)-21英语网

过了约四个月，柯鲁克同志被释放回家。柯鲁克同志回家的第二天，1973年1月27日，我和两三个“顾虑”少一点的老师去家里看望他们俩。我们坐定之后，柯鲁克沉静地说：

“我在中国的监狱里呆了长长的五年，日子是漫长的，现在看起来可能是结束了；当然，我还不敢肯定，假如说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我没有能工作，我没有能教书——五年白白地过去了。但是，对我个人来说，这五年时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自我反省的机会。我从来没有这样的闲暇来回顾自己的过去。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人，有许多固有的缺陷需要改造。这五年中，我常常忆起我如何从英国到了美国，希望找到一个黄金铺地的乐土。然而，残酷的现实把我一步一步引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而这条路最终把我带到了中国。是的，五年的监狱生活对我是不轻松的。但是，当我问自己，是否后悔来到中国并定居了下来时，我的回答始终是明确的:我不后悔。无论发生过什么事，无论我曾被投入怎样的困境，我从不后悔来到中国。我这5年也并没白过,我利用这个机会最认真地学习了四册《毛泽东选集》。”

——陈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节选自《仲秋记事》

那时外校正在实行教学改革，意在引进苏联教学方法，因而我和他有很多次接触。在制订和实施教学方案过程中，如何运用苏联外语教学的特点，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教课，在这一漫长的摸索过程中，他出了不少好主意。柯鲁克夫妇1948年还在解放区农村时，就开始做培养英语人才工作，进城后始终在北外教课，为教学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他们在提高教学质量上，从学生实际水平出发，采用了与旧教育不同的教学方法。如对同一年级同学，按听、说、写、读的不同水平进行编班教学。伊莎白还组织少数口语较差的同学一起单独补课，这样来达到学生全面发展、提高英语水平的目标。40多年来，他们一贯坚持不懈地在北外校园耕耘。勤劳不负苦心人，他们终于取得无比丰实的硕果。经他们和其他中国教师培育出的学子遍天下。从参加抗美援朝起，在外交、外贸、新闻和各地外语系等部门工作的北外毕业生一直延续不断。他们工作一向认真负责，实实在在，几十年如一日，对学校重大政治举措积极支持和贯彻。

——罗清北京外国语学校副校长（1950—1953）节选自《真挚的感情无私的奉献》

戴维主要教本科班，但他每月要上一两次“Lecture”课。为了提高我们的听力，我们预科班的学生也去听。讲课是在校部的院子里，院内摆了一些小板凳和铺垫（一种用蒲草编成的圆圆的矮矮的坐具）。大家坐下后，柯鲁克为我们讲课。印象最深的是关于英国工党政府的情况，这个题目他连续讲了几次。其间美国友人马海德也来讲过“Lecture”课，内容是“柏林问题”，有关斯大林下令封锁西柏林，英、法、美等国组织大规模空运以对付苏联的封锁等。这些课不仅提高了我们的英语听力水平，而且还增加了大家的国际知识并扩大了我们的视野。这在当时既无广播、电视，又基本看不到报纸的环境下，对我们了解国外大事很有帮助。九、十两月间我们还步行一个多小时到南新城村（华北军政大学校部所在地）听了几次时事报告，一次是吴晗讲的白区进步学生运动，一次是廖承志讲的形势报告。

关于柯鲁克的“Lecture”课，他的备课资料主要是靠他的一台较高级的收音机，因它能收到外国短波无线电台的节目。作为一位进步的外国新闻记者，这是他从白区带到解放区来的必要工具，可是这台收音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别有用心的人诬称是“特务工具”、“特务电台”。柯鲁克受到了长达5年的监禁和迫害。

——宁均维北外应用英语学院前党总支书记节选自《难忘的师生情——记柯、伊两位老师从南海山村到良乡的一段经历》

作为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顾问，柯鲁克夫妇常常对学校的工作提出建议，大到教学方针，小到盖自行车棚。他们听到教师、学生的意见以后，往往先做调查，把情况弄清楚，然后才提笔写意见。通常都是写给院领导，有时还送到国家教委。他们的意见书有事实，有分析，有具体的建议，尽管有的意见提的尖锐，但我们看了从不感到是针对我们个人的。对学校的任何进步，他们都感到由衷得喜悦和激动。在学校采取了若干教学改革措施后，柯鲁克和我商议要写一篇报导给《中国日报》，宣传一下北外。我们讨论以后，我起草了第一稿，然后柯鲁克做了修订，最后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发表在《中国日报》1985年3月14日第5版。题目是University Studies Move With Times，这是第一次在《中国日报》上全面介绍北外，也是第一次在英文中正式使用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以取代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这个新的译名是征求了许多专家和老教授的意见后，最后由柯鲁克确定的。 ——胡文仲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1984—1991）节选自《亦师亦友终生楷模》

1977年，戴维67岁。当时正值中国恢复高校入学考试，第一批经过考试入学的学生进入英语系学习。他们外语起点高，求知欲强，比较成熟，全系教师都为适应这种新情况奋力工作，戴维也不甘落后。他自告奋勇，带领两名中国教师开设世界史课程。没有参考资料，他就到图书馆书库中找，到友人家中的书架上去找，并在1978年回国休假期间，自费买了一百本历史书送给系里作为教学用书。为了增加与学生的接触，戴维每天中午骑车去学生食堂，与学生共进午餐，一起用英语交谈，并将了解到的情况主动向系里反映，提出解决办法。这一直持续到他退休为止。

80年代后期，由于年事已高，柯鲁克夫妇相继退休，但他们关心学校建设、关心教育事业的热情仍然不减当年。当时有一批从边远地区来的外语教师在北外进修。为了帮助这些教师提高口语，他们主动提出在家里为这批教师组织活动。他们把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组一个晚上，分批去他们家里讨论、交谈。

——梅仁毅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节选自《赤胆忠心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