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精力，殆已尽注于此矣(64567)-英语教育-(216)-21英语网

本文作者： 21st

翻译莎翁作品历经坎坷

1933年夏，朱生豪任上海世界书局英文部编辑，1935年春，他开始着手莎士比亚戏剧翻译的准备工作，他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收集莎剧的各种版本、诸家注释以及莎学的资料加以比较和研究。1936年8 月，朱生豪的第一部译作《暴风雨》面世。在译完《暴风雨》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又陆续译完了《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梦》《第十二夜》等九部喜剧。1937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朱生豪逃出寓所，随身只带有牛津版莎氏全集和部分译稿。世界书局被占为军营，朱生豪已交付的全部译稿被焚。8月26日他从上海避难至嘉兴，后辗转至新滕、新市等地避难，稍得安宁，即补译失稿。1938年夏，他又重返在上海租界中恢复开业的世界书局工作。

1939年冬，朱生豪应邀成为中美日报社编辑。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冲入报社，朱生豪虽混在排字工人中逃得一命，但全部译稿再遭厄运，多年心血又不幸毁于一旦。1942年6月至年底朱生豪又将译稿丢失的莎氏喜剧全部补译完毕。1943年1月，朱生豪回嘉兴定居。这段时间里，他仅借助两本字典完成了莎士比亚的几部重要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李尔王》等的翻译工作。接着，他又译出莎氏悲剧、杂剧，以及英国史剧4部，连同喜剧在内，共3l部。

1944年初朱生豪带病译出《约翰王》《理查二世》等4部莎士比亚历史剧，4月完成《译者自序》的写作并编写《莎翁年谱》。在自序中他写道：“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赞同。凡遇原文中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每译一段竟，必先自拟为读者，查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之是否调和。一字一句之未惬，往往苦思累日。然才力所限，未能尽符理想，乡居僻陋，既无参考之书籍，又鲜置疑之师友。谬误之处，自知不免。所望海内学人，惠予纠正，幸甚幸甚！”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朱生豪一直忍受着病痛，在译出《亨利五世》第一，二幕后被确诊为肺结核。此时，他不得不放下已经开始译写的《亨利五世》译稿。到1944年12月朱生豪的病情日益严重，终在12月26日离开人间，年仅32岁。

不竭动力源自“文化托命”

朱生豪翻译莎翁作品的动力来自何方？有“兴趣说”“文化说”，也有“经济说”。笔者以为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的精神动力首要的是他那朴素的爱国思想。如果说朱生豪刚开始着手翻译的时候还主要是出于文化上的考虑，或者说“兴趣”使然，那么到他的译本两次毁于日本侵略军之手，在贫病交加之中他开始第三次翻译莎剧的时候，“这时候的兴趣就已经转化为一种爱国主义的‘文化托命’了。他把浓浓的忧患之思化入译文的游走、观赏、惊叹与顿悟之中，从中探察人性，观察自然，在沉重与轻松之中阅尽人生和社会百态，在叹息与微笑中译出莎剧精髓，在坚韧中担当起文化传播的责任，在苦难与屈辱中更加坚定了要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的志向”。

就在朱生豪着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前夕，鲁迅曾寄希望于林语堂，劝其翻译莎剧，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然而鲁迅的良言和期待，他的要人“于中国有益”，要人“在中国存留”的期望，落到了朱生豪的身上。

朱生豪之所以呕心沥血，矢志译莎，除了本人对莎士比亚的浓厚兴趣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决心为民族争气的爱国思想。他的胞弟朱文振在《朱生豪译莎侧记》一文中也写道：“那些年月里，日本帝国主义欺辱中国人民气焰嚣张，而恰好讥笑中国文化落后到连莎氏全集都没有的又正是日本人，因而我认为他决心译莎，除了个人兴趣等其他原因之外，在日本帝国主义肆意欺凌中国的压力之下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大概也是其主要动力。”

莎士比亚的不朽杰作，撞击出了回响，点燃了朱生豪希望的火花;他从此摆脱了寂寞、空虚和无聊，跳出了苦闷、彷徨和绝望。翻译莎剧是“他生命、生活、思想、情绪的转折点，正如在汪洋大海中漂流的小艇，看到了前进的航标;又如经过严冬行将干枯的种子，找到了合适的土壤，准备发出‘根’来”。朱生豪就是这样满怀着朴素的爱国思想和炽热的民族感情，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替中国近百年翻译界完成了一件最艰巨的工程”。

摘自贺爱军《朱生豪的译事活动与译学见解》

朱译的独特口语化风格

借工作之便，这些年比较系统地阅读朱译莎剧，我认为主要成就有以下几点特别之处：朱生豪提炼出来的口语化译文，是其最大特色，也与莎剧的文字风格最合拍，因为有口语化做基础，译文的表达力极强，剧中各类人物的语言都能体现出他们的身份;朱译本中大量的诗体译文，十分珍贵，是译者用改革的旧体诗翻译莎剧中的散诗的可贵尝试; 译本对剧中部分人物用有含义的汉语名字，例如“试金石”“快嘴桂嫂”等等，颇具文学味道;据我对其他译本的粗略统计，较之所有别的译本，朱译莎剧的词汇量是最大的，这与莎剧中独一无二的大词汇量十分吻合。

朱译莎剧的划时代意义在于英汉两种文字互相“移植”中的空前吻合。尽管到目前为止出了几种不同译法的莎剧版本，但是仍然没有任何一种译本超过朱生豪的译本，这是不争的事实。至于理由，前面已经谈到很多，而我始终看重的另一个原因是：朱生豪在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时候，消耗的是他二十二岁到三十二岁这样充满才情、诗意、热情、血气方刚而义无反顾的精华年龄段！这是任何译家比不了的。很难想像七老八十的头脑会把莎剧中的激情和厚重转达多少！诚如朱在完成莎剧大部分翻译时写给他弟弟朱文振的信中所说：“不管几日可以出书，总之已替中国近百年来翻译界完成了一件最艰巨的工程”。

摘自苏福忠《说说朱生豪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