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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恰当的时机来到了中国”

本文作者: 21st
《英语》 (新标准)系列教材英方主编Simon Greenall谈英语教育

笔者:在荣获大英帝国勋章之际,除了深感荣幸,您还有其他想和大家(特别是中国的朋友们)分享的感想吗?

Simon Greenall:英语语言教学事业被授予如此殊荣,我感到欣慰与自豪。这一领域有许多优秀人物,他们致力于语言教学,并在大陆间架起文化桥梁。能够代表诸位同仁获得这个奖项,我感到很自豪。

更令我感动的是,我的许多中国朋友与同事都了解在英国获得“大英帝国勋章”是何等殊荣。我们的工作是中英两国间一种持久而微妙的“软外交”,我很高兴我的中国朋友们和我一样懂得这一奖项的重要性。

笔者:此次英国政府给您颁发大英帝国勋章的理由是您“为英语教学所做的杰出贡献”,您觉得您多年来在英语教学方面,特别是中国的英语教育方面,主要做了哪些具体工作?您所做的事情对哪些人、在哪些方面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

Simon Greenall:和外研社合作之前,我已经从事英语教育类图书编写近20年,并在世界各地进行教学法讲座,我出版了一些教材,也和50多个国家的教师们进行过合作。1997年到1999年期间,我担任了国际英语外语教师协会(IATEFL)的主席。我在《英语教学杂志》理事会工作了13年,也和很多国家的出版社合作过。现在我很荣幸能成为国际豪斯语言学院理事会的理事,在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眼中,国际豪斯语言学院是英语教育事业的大本营,60多年前现代英语教育与教学培训方法就起源于此。

也就是说,在和外研社合作之前,我已经有了足够丰富的经验,有信心能为我们的合作做出积极的贡献。实际上,从编写《新标准英语》,到《新标准大学英语》,再到《新视界大学英语》,从这一过程中我认识到,在我职业生涯最具经验和创造性的阶段,能有机会和外研社合作,对我来说是一笔莫大的财富,就好像我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与外研社合作、为中国老师和学生服务而准备的。很抱歉我的措辞可能比较感情化,但正是因为这种归属感,外研社和中国才成了我职业生涯的归宿。

   

笔者:我们都知道,这些年来麦克米伦和外研社一直在合作出版教材,您也是其中的《英语》 (新标准)小、初、高及大学教材的英方主编,在与中方合作的过程中,您主要遇到了哪些挑战?您又是如何与中方一块努力克服了这些挑战和困难?

Simon Greenall:所有工作都有其自身的压力与挑战,尽管这些通常能促生创新过程。但是坦率地讲,即使这一过程中存在困难,这些困难也仅与个人相关,而与文化无关,并且可能产生在任何情况下,无论身处中国还是西方国家。我和我在外研社的中国朋友们一直都保持着对彼此的坦诚与谦逊,并且能够理解相互学习的重要性。我十分感激他们的帮助,和他们在一起工作,我总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此外,作为一名中国文化的探访者,我有时会犯一些无心的错误,而他们对我的宽容和友善让我感到十分宽慰。在这一合作关系中发挥最关键作用的,就是我们双方早在合作之初就迅速建立的信任和彼此尊重。

虽然我不想说得过于笼统,但我确信,外研社的企业文化能够促使所有工作人员彼此尊重、相互支持,而正是这样的企业文化,使众多像我一样的访问者更容易感到宾至如归。

笔者:感谢您对于中国英语教育所做的一切。您如何看待中国英语教育的这些年发生的变化?就目前来说,还有哪些问题要解决?能否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出一些建议?

Simon Greenall:我很难说清楚在我开始和外研社的同仁一起工作之前,中国的课堂发生过什么变化。但是在中国的英语教育发展过程中,中国教育部制定的国家《义务教育阶段英语课程标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课标”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出中国的英语教学将更加关注以综合语言运用能力、语义理解和语境设置为核心的交际教学法和以跨文化理解意识、祖国意识、国际视野等为核心的课堂外目标。我会很骄傲地向世界各地的教师展示中国教育部制定的英语课程目标结构图,因其同样反映了很多其他英语教育专业人士的要求和愿望。

中国的英语学习者约占全世界英语学习者的20%。中国从世界学习了很多英语教学方法,同时中国也有很多东西可供世界学习,尤其是大班教学和混合学力教学环境下可以采用的一种重实效的教学方法。如今,在国际会议上或学术刊物中看到中国教师在积极参与,令我由衷感到骄傲,他们不仅关注和紧随英语教育的最新发展,而且向世界同行展现了他们自己的研究、想法和经验。中国过去十多年的英语教育经验中有很多值得其他国家借鉴,而且这些经验已成为目前主流的英语教学法之一。

笔者:麦克米伦和外研社合作出版的教材,在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力,双方的合作方式也成为了当今中外合作编写教材的典范,您觉得主要有哪些方面的因素造就了双方愉快成功的合作?双方的合作经验对类似的中外合作出版项目有哪些启示?

Simon Greenall:其实我们并没有什么成功的秘诀,但或许业界的许多同仁忽略了其中某些重要因素。

在中国,乃至所有东方国家,人们认为在双方合作之前,建立友谊至关重要。然而在西方,对于一个三年或五年计划,人们都需要考虑它的财务因素,也希望投资可以早日有所回报,而这两点都可能使人们忽视建立信任和友好关系的重要性。

麦克米伦教育出版集团的前任主席Christopher Paterson先生以及麦克米伦(中国)前任总经理姚希勤先生深知与外研社的同仁们建立友谊高于一切,同时他们致力于为中国的英语教师和英语学习者提供高品质服务这首先体现在他们与时任外研社社长的李朋义先生及他的同事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就我个人而言,则体现在我与《英语》(新标准)系列教材的中方总主编陈琳教授在学术层面上建立的友谊。外研社与麦克米伦的合作在英语教育领域,乃至其他任何领域都可称为国际合作的典范。他们携手合作,遇到问题总能迎刃而解。我们应该铭记这些人,因为他们是推动中国英语教育发展的英雄。

对于那些想效仿“新标准英语”或“新标准大学英语”出版项目的企业,我预祝他们成功。但我猜测,像外研社与麦克米伦之间这种良性的、相互支持的、互惠互利的关系可能千载难寻。

我很高兴,也很庆幸,自己在恰当的时机来到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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