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周翰: 专攻冷门 成就斐然
本文作者： 21st
牛津三年 研习古英语 在牛津大学学习了将近三年毕业，可以说达到了我的目的。我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学了古英语和中古英语。古英语除了史诗《贝奥武甫》以外没有什么重要作品，但学了古英语对英语的发展能探本穷源，领会可以更强些，而古英语诗歌格律的特色对欣赏以后的诗歌很有帮助。中古英语的文学作品就丰富多了，乔叟、兰格伦、绿衣骑士、珍珠篇是其佼佼者。能从原文读作品，语感大不一样，通过翻译，即使是现代英语的翻译，总感到是隔靴搔痒，没有能和作者直接照面…… 在学习古英语和中古英语的同时，我系统地学了从16 世纪到19 世纪的文学，同时也学文学批评。学习的方法是在导师指导下自学，每周看作品若干，每周写一篇短文，拿到导师处去念，他就你的文章从内容到布局、行文、用词提出批评。这是一种开小灶的办法。导师一般是本学院的，也可就学于其他学院的对某一段文学或某些作家有专长的导师…… 除了导师个别指导外，大学也邀请各学院教师或由大学讲座开课，有些学院也由本学院教师开课。开设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是不得不听的，其他课程学生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当时非常“叫座”的讲课者我记得有 C.L.Wrenn（古英语），J.R.R.Tolkien（乔叟，中古英语）C.S.Lewis（中古文学），Lord David Cecil（小说）， C.T.Onioss（文字学）。 摘自《饮水思源——我学习外语和外国文学的经历》 杨周翰 著述、译著皆非平凡之作 杨周翰是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教授，以曾获牛津大学过硬的学历与讲得一口地道牛津腔英文而闻名。上个世纪整个下半期，中国高等院校文科所有的学生，恐怕没有人不知道他。那个时期，以他为主所翻译的两本出自苏联学者之手的欧洲文学史论著，曾经是大学生们所能读到的这一领域惟有的两本史著;到了六十年代，他所领衔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上下册更是建国后第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此类论著，很快成为高校文科必读书与教材，一直到改革开放后仍然如此。 杨周翰除了在北大教书育人并主编此书外，在译著方面，主要是翻译了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与奥维德的《变形记》，在撰著方面则留下一部关于英国十七世纪文学的专著。在当时，译介与论述欧洲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几乎是时髦成风的时期里，他所潜心致力的这几个项目全是“冷板凳”，而且，其难度也显而易见，至少两部罗马史诗的翻译要求译者精通拉丁文，而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研究对中国人显然也较为冷僻，但对于近代欧洲的文学艺术发展却是不可忽视的源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英国十七世纪文学》绝非平凡之作，它的论述范围完全达到了文学史的广度与规模，而论述的深度却大大超过了即使是很具分量的文学史著作，而达到了专著专论的精深。 摘自《杨周翰的“矜持”》 柳鸣九 作文之道 须先博览古今 81年11月，我在编学者语录时，向他老人家（杨周翰）也寄了一封信，请他谈谈自己的治学经验。过了几天，收到他的来信。他写道:来信奉悉，其中过誉之辞，愧不敢当，但承垂问，愿不揣谫陋，聊陈数语，亦老生常谈耳。古来谈治学之道的言论极夥，现仅就作文之道，略抒管见。我以为，在规定了研究范围之后，首要在于发现问题，因为我们治学是有目的的，不是为学问而学问。发现问题要博览古今，览古以知已解决了什么问题，览今以知目前哪些问题还有待解决。自然科学如此，人文科学亦如此。为师之职责，正在如此，求师问道，所问者主要在此。找到问题之后，即要“眼观四路，耳听八方”，随时随地留心有关的材料和知识。同时要思考。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在脑子里分析已得的材料，盘算擘划，经之营之，即酝酿阶段，直至对此问题形成初步概念。迨笔之于书，则又须反复往返，方能形成最后观念。西人尝言文字如暴君，不能役使文字，则为文字所役使，必须多所推敲方不致陷于古人所谓文不逮意之境。以上不过是作文要旨，至于形成体系或学派，则非浅学所敢妄言……得到这封信，我真是喜出望外。这是我发出“邀请信”后，完全按我的请求而特意为我那本不知能否出版的书所写的学术经验之谈。先生文笔之典雅简洁，见解之精辟深刻，思维逻辑之严谨，实非常人之所能及。 摘自《北大老师速写——杨周翰》刘宏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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