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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21st

研究论文摘要中译英之探讨

廖柏森台湾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

近年来台湾高等教育竞争炽烈，大专教师都面临发表学术论文以展现其研究成果的压力。在台湾，大部分科多是以中文撰写论文本文，只有摘要(abstract)需同时提交中文和英文两种版本。这些论文的英文摘要通常是从中文摘要翻译而来，其翻译质量以及原文与译文之关系尚未有人深入探讨过，相当可惜。其实论文摘要虽然篇幅短小，但亦是一种独立的文体，与论文本文的写作也有许多相同的特征，但目前对论文摘要翻译的研究却完全阙如。因此本文以中文学术文本之英译为主题，探讨台湾学术论文摘要及其英文译文之间的关系。研究方法是以建置两种语料库来探讨(1)中文英译摘要中的各种翻译共性(translation universals)现象以及(2)翻译与非翻译英文论文摘要之言步结构(move structures)和语言特征(linguistic features)的差异。执行主要分成两个阶段: (1)首先以台湾各研究领域中文期刊论文的英文摘要建置双语平行语料库(bilingual parallel corpus)，检视中译英摘要中显化(explicitation)、简化(simplification)、常态化(normalization)现象的型态和频率。(2)再以国外相同研究领域的英文期刊论文摘要建置比较语料库(comparable corpus)，与台湾期刊论文中译英摘要作比较，以突显两者在论述言步发展以及各言步内动词、时态、语态、人称和高频搭配词汇使用上有何异同。这些研究成果希望能作为研究者在英译中文摘要以及学术翻译教学上的参考。

20世纪初香港革命报纸上的翻译

李波香港岭南大学

华文报纸在香港起步较早，20世纪初期，更加见证了数份革命报纸的诞生，这些报纸包括《中国日报》（香港）、《唯一趣报》、《东方报》、《香港少年报》等。这些报纸在鼓吹革命和与保皇派论战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学界更多也是关注这些报纸在宣扬革命上发挥的作用。然而，这些报纸上所刊载的数篇翻译小说，却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本文通过对办报人的背景分析，不但发现这些革命报张与日本明治前期部分报张在理念上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且，香港革命报纸所刊载的翻译小说，与日本报纸上的翻译小说有很大的渊源关系。通过进一步考证，部分小说在上海的报张也有连载。本文首先统计、考证香港革命报纸上连载的小说，包括小说类型、来源国、译者群等;通过对其中具体个案分析，发掘欧洲文学如何通过英语、日语转译到中文，并且在港、沪两地之间流转。

试论翻译生态环境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蒋骁华澳门理工学院语言暨翻译高等学校

“生态”（eco-）一词源于古希腊语，意思是“家”（house）或“我们的环境”。简单地说，生态就是一定范围内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生物之间和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平衡关系。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1869年提出生态学的概念，认为它是研究动物与植物之间、动植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一门学科。但近年来“生态”一词所涉及的范畴越来越广。在中国，人们常用“生态”表示一种“美好的、健康的、和谐的”理想状态，出现了“生态城市”、“生态乡村”、“生态食品”、“生态旅游”等提法。在“生态翻译学”中，“生态”是一个隐喻，也是“美好的、健康的、和谐的”意思。因此，“翻译生态环境”是指翻译行为和翻译结果所处的理想环境。在这里，译者是翻译行为的主体，译文的归宿是翻译结果;“理想”的涵义是“美好的、健康的、和谐的”;“环境”是指与翻译行为和翻译结果相关的各种因素，主要包括政治因素（如，意识形态）、文化因素（如，诗学）和经济因素（如，赞助人）。本文从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基本理念出发，论述了什么样的翻译环境是“翻译生态环境”，并由此出发论述了“翻译生态环境”的性质、特点、内涵及其发展与演变。本文还通过大量翻译史实和实例论述了翻译生态环境对翻译行为和翻译结果的多方面影响。

诺德“忠诚”概念于法庭口译活动的映射

陈雅龄台湾真理大学

口译作为一种专业活动一直与笔译活动关系不深，最近颇为盛行的Nord (诺德)功能翻译理论，内容重点仍是在笔译活动，本研究拟聚焦在Nord理论的忠诚(loyalty)概念，结合福柯的机构论述理论，来探讨法庭口译活动的忠诚问题。整个研究分为五个章节。在第一章中，研究者疏理法庭口译的特质与历史，然后介绍Nord的功能翻译及忠诚概念。第二章至第四章，根据福柯的论述主张及现代道德与专业伦理概念，对于Nord的忠诚概念作一番修正与补充。在结论部分，研究者总结前面的分析，认为法庭口译的忠诚分有层次，非Nord所提出的一般人际关系与道德责任(social relationship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翻译时若有角色冲突，口译员应对代表正义的法官表示最高的忠诚。进行这样的研究，我们可以对Nord的功能主义理论有不同的解释，并对整体口译活动带来新思维与新方向。

身为文集编选者的译者的“重写”情况

白立平香港中文大学

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写”。Susan Bassnett与André Lefevere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声誉的制控》(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一书的〈总编辑前言〉里说,“翻译当然是对原文的重写(rewriting)”。这种“重写”,也包含对原文内容的取舍。比如, 该书有一章专门讨论编选文集的问题, 探讨了文集编选者的诗学如何对某些作品的取舍产生影响。在这里,文集编选者也被看作“重写人”。当然, 文集编选者可能同时是译者, 在这种情况下,“重写”包括了选材及翻译的过程。身为文集编选者的译者的“重写”,包含有宏观及微观的层面。前者是指译者对整个原选集内容的取舍, 而后者是指译者在具体翻译每一篇文字时的取舍。本文以《结婚集》的翻译为例,重点探讨身为文集编选者的译者的“重写”情况。梁实秋翻译《结婚集》就涉及了这两种“重写”,即对斯特林堡原选集内容取舍时的“重写”,以及翻译每篇短篇小说时的“重写”。

解读《国际文学翻译形势报告》

马会娟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笔会和西班牙拉曼鲁尔学院于2007年推出了《译还是不译——国际文学翻译形势报告》，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文学翻译的现状和问题，特别是各国文学译入到英语的问题。本文对该报告的内容进行了解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该报告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启示:中国政府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决定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但对“怎么走出去”，“如何更有效地走出去”以及“走出去的效果如何”等尚缺乏足够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中国文化的外推和中国文学的外译应该是一种细水长流的工程，既需要国家长期而稳定的政策上和资金上的支持，也需要考虑到译入语国家的接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