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1911~2009),山东聊城人。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 “ 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的 《季羡林文集》。

中小学时与外国语结缘

我学外国语言是从英文开始的。当时只有十岁，是高小一年级的学生。现在回忆起来，英文大概还不是正式课程，是在夜校中学习的。我万万没有想到，学了一点英语，小学毕业后报考中学时竟然派上了用场。英文出的是汉译英，只有三句话:“我新得到了一本书，已经读了几页，但是有几个字我不认识。”我大概是译出来了，只是“已经”这个字我还没有学过，当时颇伤脑筋，耿耿于怀者若干时日。

在中学时，英文列入正式课程。在我两年半的初中阶段，英文课是怎样进行的，我已经忘记了。我只记得课本是《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谈》、《莎氏乐府本事》、Washington Irving的《挝掌录》，好象还念过Macaulay的文章。老师的姓名都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初中毕业后，因为是春季始业，又在原中学念了半年高中。在这半年中，英文教员是郑又桥先生。他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他英文水平很高，发音很好，教学也很努力。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习惯，学生的英文作文，他不按原文来修改，而是在开头处画一个前括弧，在结尾处画一个后括弧，说明整篇文章作废，他自己重新写一篇文章。这样，学生得不到多少东西，而他自己则非常辛苦，改一本卷子，恐怕要费很多时间。别人觉得很怪，他却乐此不疲。

1930年的夏天，我从高中毕业了。我断断续续学习英语已经十年了。曾有一度，我想把整部英文字典背过。以为这样一来，就再没有不认识的字了。我确实也下过工夫去背，但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觉得有好多字实在太冷僻没有用处，于是采用另外一种办法:凡是在字典上查过的字都用红铅笔在字下画一横线，表示这个字查过了。但是过了不久，又查到这个字，说明自己忘记了。这个办法有一点用处，它可以给我敲一下警钟:查过的字怎么又查呢？可是有的字一连查过几遍还是记不住，说明警钟也不大理想。

摘自《外国语》1987年01期:季羡林《我和外国语》

学好外语方能与外国接轨

现在北大流行一种说法:我们的学科要与外国接轨。我认为这个说法提得好，但是，如果想接轨，必须首先知道，轨究竟在什么地方，否则自己的轨往哪里去接呢？

真想接轨，必须通外语。我曾多次参加国外举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有时候我国派出去规模相当大的代表团，参加者多为著名的学者，个个满腹经纶，学富五车。如果请他用中国话作学术报告，必然是广征博引，妙语连珠。然而，我们的汉语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能争取到国际学术通用语的地位。没有哪一个在国外召开的学术会议规定汉语为会上发表论文的通用语，我们只好多带翻译。然而有不少会议规定，参加主席团不能带翻译，宣读学术论文不能带翻译。于是不会说洋话的代表团长只好退避三舍，成为后座议员。而有一些很有价值的优秀论文也得不到向国外同行们显示的机会。

学习外语，浅尝辄止，似乎并不困难。但要精通，却必须付出极大的劳动，还必须有相当高的才能。我举口译作一个例子。50年代和60年代前半，周恩来总理接见外宾，形形色色，除了政治家之外，有时也会有著名的学者和艺术家。我也有幸多次参加这样的会见。在这样的场合，口头译员是必不可少的。有时候，在外宾离去后，周总理往往让中国陪同人员留下，谈一谈刚才招待的情况。外宾在时，我的任务只不过是揖让进退，一言不发。外宾一走，我们这些刚才是木雕泥塑的人，现在也活了起来，必须开口说话了。有一次，周总理含笑问翻译说:“今天你又贪污了多少呀？”翻译也笑着回答说:“不多，不多！至多不过百分之二十。”此时，郭沫若也在座，他接起话头说:“我在日本住了多年，家中说的是日本话。但是，如果今天让我担任日语口译，我最多也只能翻到百分之八十。能有这个成绩，就应该表扬了。”总理点头称是。

摘自季羡林《汉语与外语》

虔诚做学 风雨无阻

北大未名湖后湖有一盏灯总是亮得最早。1998年，我将出国任客座教授两年，临行前特向季羡林先生辞行。欢言间我对季老说:“您老每天闻鸡起舞”。先生正色道:“不，是鸡闻我起舞”。确乎如此，先生为了写《糖史》，曾经从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两年时间，上下午来回四趟五六里路去北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我面对汪洋浩瀚的《四库全书》和插架盈楼的书山书海，枯坐在那里，夏天要忍受三十五六摄氏度的酷暑，挥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时候偶尔碰到一条有用的资料，便欣喜如获至宝。但有时候也枯坐上半个上午，把白内障尚不严重的双眼累得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却找不到一条有用的材料，嗒然拖着疲惫的双腿，返回家来。经过了两年的苦练，我炼就一双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二十行，而是目下一页，而遗漏率却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近三十年来，季老撰写了近三百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十几部学术著作。其一生撰著的总数达1200万言，这种以写作连接的生命本体，显示了思想自由之后空前喷发的写作状态。当九十高龄的先生每天来回于图书馆并沉浸在《糖史》的广阔世界中，我和不少学子在黄昏的北大博雅塔下，行注目礼送先生跨着厚厚的书包默默独行。他那广被万物的爱心与知识分子的胆识，大千世界平等的思想与不争而无可与之争的智慧，在不断行走的思想著述中体现得鲜明醒目。

摘自王岳川《回忆恩师季羡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