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亚夫的办公室位于北京北三环中路一座普通的写字楼内。记者来到办公室时，龚亚夫正聚精会神地在电脑前工作。这间办公室是一间典型的学者的书房——不足20平米的房间中，写字台、书柜、茶几，甚至地上都摆放着各种英语教材、专著、学术期刊，其中一个角落整齐地码放着他刚刚出版的学术著作《英语教育新论:多元目标英语课程》。虽然已是中国英语教育界的大师级人物，但每次拜访龚亚夫，他总是给人谦和、从容的印象。对于记者的此次来访，龚亚夫已“成竹在胸”。他将自己多年来的从业经历以及我国英语教育几十年的发展路径娓娓道来，一颗对我国英语教育的赤诚之心跃然而出。

近四十年的英语教育经历不可谓不长，从郊区中学到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从教育部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再到现如今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在每一个单位工作时，龚亚夫都从未停止过追求进步与变革的脚步，人生的每一步他都走得踏踏实实。回顾并总结这段经历时，龚亚夫用了两个词语—— “幸运”与“不幸”。

1977年，龚亚夫从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的前身）毕业后被分配至北京房山的北庄中学任教，学校的条件非常艰苦，教室是生产队的马厩改建的，旁边就是钉马掌的地方。学校此前没有开过英语课，作为学校第一个也是唯一的英语教师，龚亚夫要负责初二和初三两个年级的英语教学。没有人进行教学指导、交流教学经验，更没用专业书籍可以参考，龚亚夫只能独自摸索着备课、上课，最后学生的中考成绩居然还不错。龚亚夫希望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经过考试，中国人民大学外语系决定聘用龚亚夫。但不幸在于，在那个年代，教师想要调动工作非常难，调动拖了一年，做大学教师的梦想破灭，档案被转到了海淀区，龚亚夫成为教师进修学校的教研员。

幸运的是，那时因政治问题刚出狱的许孟雄教授被分配至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当打字员。许先生据传是最早翻译毛泽东著作的人，后来还将小说《暴风骤雨》《子夜》等译为英语。许先生的英语造诣非常高，龚亚夫和其他老师便跟随许先生学习英语。为了多得名师指点，龚亚夫常常送许先生回家，一路上聊天请教。许先生很喜欢这个年轻人，有时出门讲学也带上龚亚夫。许先生恢复教授身份后，到人大任教。他既幽默又喜欢年轻学子，一次写信给龚亚夫，说“剑桥大学名人录要我推荐著名人物，我预见你将来会成为世界上一名学者，故预先推荐了你”。

在教师进修学校工作期间，龚亚夫主要做了两件事。其一是做教师培训。当时很多老师没有大专学历，北京教育学院为此开办了大专班，教师通过统一考试后可获得大专文凭。当时市里认为龚亚夫的学历不足以承担大专班的教学，幸运的是，海淀教师进修学校英语组组长单先键坚持认为龚亚夫可以胜任。两年之后，在北京市组织的统一考试中，海淀区的老师平均成绩位列北京市第一，从此，市教育学院的教师们对龚亚夫刮目相看。龚亚夫又希望报考研究生，已经做好了准备，导师是法学界泰斗级人物，也很愿意龚亚夫报考。不幸的是，教育局规定中学老师不准考研究生，命运又一次向龚亚夫关上大门。

教研员的工作主要是去中小学听课，组织教研活动。在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的十几年中，龚亚夫总共听过两千余节英语课，较为全面、深刻地了解了一线的实际英语教学情况。当时中学教育的重点之一就是应对高考，而龚亚夫更希望能在高考之外做一些推动我国英语教育进程的事情。就在此时，幸运之神再度光顾。勤奋好学的龚亚夫有幸结识了一批中小学外语教学界的老前辈，如北京师范大学的易经畬教授和马俊明教授，北京市外语教育学会会长、特级教师王碧琳，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刘道义等，并受到他们的提携和扶持。那时，龚亚夫经常拜访这几位专家，与他们探讨教学问题，并在其热心指导下发表了多篇论文，这使龚亚夫逐渐在业界崭露头角。1986-87年，龚亚夫获得一次出国交换教师的机会，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所私立高中讲授英语和中国文化。一年中，通过教授英美文学，龚亚夫的英语得到极大提高;他还担任女篮教练和男生宿舍监管，极大地熟悉了美国文化和教育体制。他的工作得到校长的高度好评，次年再次请他去美国任教。可惜，由于时事原因，未能成行。

1988年，全国首次推出职称评定考试，从三级至高级共分四个级别，不足35岁的龚亚夫凭借丰厚的教研成果被破格提升为高级教师，连跨三级，在当时的北京英语教师中是唯一一例。评委们对于晚辈的提携令龚亚夫感动，更对其胸怀和胆量感到钦佩。

后来，刘道义有意将龚亚夫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但由于市属的教师无法直接调入隶属教育部的人教社，几位老专家便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向教育部官员推荐龚亚夫。1991年，龚亚夫调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主要负责全国中小学外语教学和外国语学校的相关管理工作。然而，不幸的是，龚亚夫的抱负未能在此得到施展。我国的基础英语教育和高校英语教育是两个独立“阵营”，彼此之间的联系互通很少。龚亚夫认为，中小学与大学英语教学之间应当进行有效衔接，并主动找到高等教育司的相关负责人，想要联合出台相关政策，但遭到对方拒绝。三年后，龚亚夫申请调离教育部，并谢绝了领导的挽留。

早在1986年，时任副总编的刘道义就希望调龚亚夫去人教社工作，1993年龚亚夫终于如愿以偿调入人教社，中英合编的新英语教材正要推广，龚亚夫便参与推广这套教材。当时我国中小学教材是人教社“一统天下”，而那套遵循交际教学法思想的教材在中小学外语教学界掀起了一场革命。

1998年，时年45岁的龚亚夫希望继续深造，幸运的是，马樟根社长居然同意已经是外语室主任、全国政协委员的龚亚夫出国学习，并保留工资等待遇。加拿大约克大学给予全额奖学金。在加拿大，语言习得和教学方法等课程令他的知识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留学期间，龚亚夫还走访了多伦多市的多所中学，对当地的教育官员进行采访，对加国的教材选用和外语教学模式进行研究。实地考察让龚亚夫大开眼界，加拿大语言教育的多层次特别是教师丰富的资源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回国后，他积极推动人教社引进一些新教材，正好赶上国家2000年开始的英语课程改革，龚亚夫觉得英语教育将会迎来巨大发展创新的机会。

然而，按照规定，英语室的编制只有九个，人手如此紧缺，开拓创新谈何容易？龚亚夫不断向领导争取编制名额，等到他离开人教社英语室时已有三十多名编辑，大都具有了硕士学历。龚亚夫详细分析了竞争对手的情况和英语教育的需求，写了上万字关于外语室发展的计划。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建议没有得到采纳，大多数想法无法实施。龚亚夫引用了宋代诗人辛弃疾的名句——“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谈及此处，龚亚夫多次感叹，体制以及单位领导的眼光、心胸、志向等方面对于其个人的抱负以及单位的发展产生的限制。

龚亚夫认为，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国家最大的教育出版社，应该建立自己的课程理论，成立独立的研究团队，去了解学生，学习理论，再编写教材。忙于应对各种事物的龚亚夫无暇读书，便申请到香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想利用三年时间做出一些研究成果。这一次是自费，工资全部扣除，更不用说可观的奖金了。他和导师Nunan商定先做大规模的需求分析研究，并准备了详细的计划。不幸的是，当他刚刚完成基础课程，准备博士论文题目时，由于种种原因，导师却突然被迫提前退休，不能再带博士生，副导师要龚亚夫把论文题目改写为“出版社在课程改革中的作用”。龚亚夫觉得这不是自己的研究兴趣，只好退学。

回国后，2008年，55岁的龚亚夫再次更换了“东家”，来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做研究员。幸运的是，龚亚夫终于可以安心进行研究了，他用了三年时间，走了十几个省，访问学生和教师、读书研究，教科院领导对这些工作不仅表示大力支持，而且鼓励他建立一个体系。领导的信任和鼓励让龚亚夫得以心无旁骛地工作。

1981年到2015年，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外专委）走过了30多年的风雨历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龚亚夫也在这个现如今我国基础英语教师最重要的民间学术机构中工作了20多年，亲眼见证并推动了其发展、成长与成熟。

1989年，龚亚夫当选为外专委理事，后来相继担任副秘书长、秘书长，2001年起担任理事长。伴随外专委的26年，外专委已经成长为我国基础英语教育界知名度极高、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术机构，而“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也成为龚亚夫最常用、最为老师们熟知的职务。龚亚夫表示，外专委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绩，与老一辈专家打下的坚实基础分不开。例如，今年规模达到5000多人的英语课堂观摩课研讨会由前任理事长刘道义于1997年创办，大会伊始就受到了老师们的欢迎和响应。不过开始时大会主要目的是评比、竞赛，近年来，以龚亚夫为首的理事会进行了改革，增加了大会的观摩、研讨、点评功能，弱化了竞赛、评比功能，使大会逐渐成为一线教师、教研员与专家共同交流教学经验、研讨教学问题的平台。

龚亚夫告诉记者，作为一个非营利性机构，外专委打造的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愿意与所有致力于推动我国英语教育发展的机构、组织合作。外专委每年都会精心筹划学术年会、观摩课大会等重要活动，不仅使其在学术水平上与国际接轨，而且在实际应用上直接影响到一线课堂教学。例如，每次大会上，外专委都会邀请国内外顶尖学者做主旨报告，因为他们往往引领着国内外外语教学的发展方向;同时，大会还会设置教师培训的内容，比如观摩课上不仅有专家点评，还有教师观摩团的指导点评，真正使大会成为教师、教师代表、专家之间平等交流的平台，大大增加了实用性和指导性。今年，外专委还邀请了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英语老师现场授课，既增加了大会的新鲜感，也让教师们对临近国家和地区的英语教学有了直观的认识。

“外专委是一个公益性组织，我们的钱是取之于民，还要用之于民。”龚亚夫说。近年来，外专委除了将会议筹集的资金用于大型会议的专家邀请、会议场地、住宿、安保等服务外，还将节余部分用于中西部地区支教，免费培训教研人员，资助贫困地区教师参加会议、资助研究课题等，帮助教师提升专业水平。

令龚亚夫欣慰的是，在他担任理事长期间，外专委设立了办公室并招聘了专职工作人员，这使外专委在组织各项活动时效率更高、效果更好。不过，现在外专委在选拔理事时仍受到诸多限制，一些学术水平高、研究能力强的学者和教师无法进入理事会，这是需要进一步改革的，以增强组织的活力。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龚亚夫提议成立教学指导与教师教育委员会，大力发展会员，减少限制条件，许多大学英语教师、研究人员和一线教师得以直接了解外专委的信息，参与各类活动。龚亚夫在教育部任职时就想推动的高校与中小学外语教育的衔接问题，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可供交流的平台。谈到此时，龚亚夫仍然对于两大“阵营”的缺乏沟通“耿耿于怀”:很多师范院校从事教师培训的大学教师却很少参加外专委的活动。龚亚夫认为，大学老师应当了解中小学教师在做什么、他们的生存环境、他们的需求以及面临着什么样的困难。多年来，龚亚夫持续地在全国各地听课，既有经济发达地区教学水平高的地方，也有经济落后的地区的学校，还有国家级贫困县。他认为，只有了解不同地区教师的真实生存状况、想法和困难，才能设计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教育目标、教学内容以及小学外语教师需要的培训课程与内容。

龚亚夫近四十年的英语教育生涯伴随着我国英语教育的前进进程，他学习着、思考着、行动着。除了将自己的教学思想贯穿在课堂上和教师培训中，他更将所思所悟凝结成文字，惠及千千万万在职业道路上追求改革的教师们。

从开始准备《英语教育新论:多元目标英语课程》（以下简称《英语教育新论》）的内容，到最终付梓，龚亚夫几乎用了十年时间。龚亚夫表示，多年来，自己一直在思考，我国的中小学英语教育目标应该不同于在英语国家移民学生的目标，希望提出符合我国基础教育目标的教学途径与内容。在四、五年研究的基础上，龚亚夫陆续发表了多篇论文，提出“多元目标英语教育”，主张英语课程要实现“全人教育”，通过英语学习，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品格等。2014年教育部提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学生核心素养”，这时候《英语教育新论》已经完成初稿，龚亚夫认为，自己的想法完全符合当今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思路。

龚亚夫认为，从我国的实际教学情况来看，一些对于英语教育习以为常的看法是错误的，比如认为英语教育主要是学习英语国家文化，英语无非是一种交流的工具，话题内容应该以国外日常生活为主，如购物、问路、去餐馆点菜等。他在书中对于这些观念提出了修正的建议，并对基础英语课程设计、交际语言教学、课程的价值体系、课程结构与实施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

以交际语言教学为例，尽管外语界多年来一直在倡导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但龚亚夫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除了与人的语言能力有关外，还包含人的非认知因素，即人的品格、个性、思维方式、情感等等。正如我们经常见到的，有些人的外语水平并不是很高，语音语调也可能不是很标准，但他可以与外国人进行很好的沟通，受到外国人的喜爱。而有些人虽然语言能力没有问题，却因为其性格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使他人无法接受，而难以与人顺畅沟通。龚亚夫表示，其实早在30年前，交际语言教学的倡导者就指出功能意念大纲并不能代表交际语言教学，并不能保证人们能够交流。而我国长期以来仿照功能意念的思路，模仿所谓“真实语境”，这一点对中小学的影响非常深刻，这些认识直接影响到中小学教材的教学内容的选择、课堂活动的设计。很多人认为交际语言教学是一种教学法，但实际上它是一种课程设计路径。龚亚夫力图在书中厘清这些问题。

再如，现在国家提出要“立德树人”，其实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英语教育实现这一培养目标，既教会学生如何做事，更教会他们怎样做人。教育的国际化并不是简单的引进国外课程，而是要让学生学习、了解国际上普遍接受的道德规范、行为举止，培养学生的批判性、创造性思维能力等等。但是现行英语教学内容主要还是从语言结构的角度去考虑，并没有系统地设计培养品格、思维方式的内容与活动。龚亚夫认为，要实现核心素养培养目标必须对课程进行整体的调整，课程应包括核心大纲和扩展大纲，既要设计内容大纲，也要设计任务大纲。尽管这些目前可能不能完全实现，但随着课程改革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这将会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为了向教师提供改革的样例，龚亚夫在设计改革理论的同时，还编写了《新维度英语》教材，受到了实验学校师生的认可。龚亚夫认为，新的教育教学思想、教学途径如果不能体现在具体的教材中，只谈理念，教师们依然无法付诸实践。龚亚夫认为自己的这套教材对于教师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例如，教授“开关门”时，《新维度英语》不仅告诉学生开门、关门的表达法，还会告诉学生开门之后扶住门，以免伤及身后的同学;教授“价格”时，教材不仅教授学生如何提问物品的价格，还培养学生的“财商”。教授“时间”时，教材不仅教给学生时间的表达方法，还要教会学生“时间管理”。话题还包括“生气”、“伤心”，“受到欺负”时应该如何应对，甚至在卫生间应该如何做，都可以是教学的内容，这些就是核心素养的培养。学生通过语言学习逐渐培养自己的思维能力，不仅在认知层面，而且在情感方面。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和思维定式，就会有什么样的品格和行为。我们需要通过教学培养学生正面思维的品质、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能力，就需要通过很多教学活动去实现。”龚亚夫说。

龚亚夫认为，将来整个英语教育在教学目标、路径、呈现的内容和方法等方面都会发生很多变化，特别是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中小学英语学习的目标、内容、途径与方法将发生难以预测的变化。例如，随着教师教学资源的大大增加，教师将从很大程度上从依赖一本教材，到依靠自己的学识去分析资源、整合资源，从而为学生提供最适合他们的学习材料。图书出版机构及其他教育提供商应当为教师提供尽可能丰富的资源。“课程设计者、教材编者和教师如何面对未来的机遇与挑战，将考验我们的理念、心态和创造性思维。”龚亚夫说。

写到这里，记者想起自己数次在不同场合倾听龚亚夫做报告的情景。每一次报告上，他都能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用幽默风趣的语言、生动丰富的案例深深吸引听众的注意。难怪乎每次报告结束他总是被教师们团团围住，提问、合影，许久才能“脱身”。龚亚夫说自己既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但我想，无论做教师、教研员、教材编者还是研究员，他带给学生、教师的都是满满的幸运与希望。“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相信未来，龚亚夫会继续引领中小学英语教师们勇攀高峰，居高临下之时，望到的定是中国英语教育界的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