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学时代曾经读过一本《外语教育往事谈》，其中杨周翰教授的《饮水思源——我学习外语和外国文学的经历》一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杨周翰先生于1946年秋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时人出国留学主要是为了读学位（以及将来评教授，因此是“非出不可”，即如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所说），但是他的想法与众不同：“我回顾自己走过的路，英国文学虽然读了一些，但总的说来有些杂乱无章。我想与其读个‘文学学士’（B. Litt.）的学位，不如重做大学生，系统地再读一遍。读一个学位固然可以深入一个专题，学到一些方法，但就我来说，基础不扎实还是不行的，专题可以以后再搞。现在回顾，这个决定是对的。”读到这里，我也忍不住想说：“杨先生，你是对的。”

数年前，一位华人教授向我介绍美国大学的评价标准，最后总结了三个类型和原则：三流大学看项目，二流大学看论文，一流大学看教学。他的话实有所指，而我深以为然。大学不同于研究院所，它的存在理由和首要任务是教学，特别是本科教学。本科教学很能体现一所大学的实力和水平，所谓“每下愈况”“下学上达”；牛津大学是如此，北大等中国大学亦应如此。

反过来说，博士学位虽然显得高大上，但是如果没有坚实的基础而大干快上，以至于形成某种具有“规模效应”的“教育产业”，则也许不过是——但愿是我杞人忧天——拔苗助长、自欺欺人的个人-国家形象工程罢了。（我最近参加一位博士生的论文答辩，其人为大学英语教师，但在引证杨周翰先生的《十七世纪英国文学》时，竟将“翰”误写为“瀚”；这虽然只是笔误，却也反映了今天博士生教育的“水”和“干”——“周翰”一名出自《诗经·大雅·崧高》“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句，乃中文常识。至于中文系博士生不知《文心雕龙》、英语系博士生以Leviathan为《巨人传》之类的笑话，更是所在多有而不胜枚举。）杨周翰先生幸而生于当时，否则“只是”文学学士的他恐怕就没有机会说“现在回顾，这个决定是对的”这样的话了。

那么，杨周翰在牛津“重新下挂”，具体学到了什么呢？如其所说：“在牛津大学学习了将近三年毕业，可以说达到了我的目的。我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学了古英语和中古英语……在学习古英语和中古英语的同时，我系统地学了从16世纪到19世纪的文学（牛津大学十分保守，认为1832年以后的文学不必认真学，只消看看就可以了，原因大半是文字上没有什么困难，不必教师指导），同时也学文学批评。”这里的关键词是“语言”和“文学”——不是一般的语言和文学，而是特定的语言和文学。事实证明，正是这种看似“保守”的课程学习为杨周翰先生后来独树一帜的学术道路、治学方法和研究品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中国大陆高校外语专业的本科教学，大多延续了上世纪50年代以来“听、说、读、写、译”并重的政策，我戏称为“五子登科”。这是一种工具主义的教育理念。时至今日，中国高校的外语（特别是英语）教学依然恪守古今分离的原则而体现甚至是助成了“前不见古人”“游子不顾反”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如果说“前不见古人”而自信“今将胜古”构成了现代思想的悖论和危机（须知progress without standards无异于race to the bottom），那么我们也许需要“向后看”：在现代状况下，“向后看”也就是“向前看”，而这种“向前看”实在是“向上看”。我们看到（这个“看”，自然也是“向上”的“回看”），青年学者杨周翰正是这样做的；事实上，如果没有当年在牛津的这一“向上‐回看”，也许就没有后来的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专家杨周翰了。

（二）

中国古人有文儒、世儒之辩，后世又有文人、学者之说。文人未必是学者，而学者不尽是文人。杨周翰先生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但他在学者的俨然和矜持之外，别有一种文人的气质和情怀。杨氏去世后，他当年的西南联大同学和后来的北大同事李赋宁先生撰文回忆说：“我最佩服和羡慕的是他的典雅的牛津英语发音和他的炉火纯青的余叔岩派京剧唱腔。他的古汉语和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很深，毛笔字写得流畅、飘逸。同时，他又熟读英国文学名著和西方文、史、哲典籍。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去牛津大学深造，学问更上了一层楼。”（《我与北大人》）李赋宁先生本人是新中国首屈一指的西方语文学家，所谓“like knows like”，他的评价不仅恰如其分，而且意味深长。

李赋宁自称“最佩服和羡慕”杨周翰“典雅的牛津英语发音”，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学习外语的人无不向往“习得”标准的语音，有时甚至以此衡量一个人的外语水平和社会地位。不过，李赋宁“最佩服和羡慕”老友的，还不是他“典雅的牛津英语发音”，而是他“炉火纯青的余叔岩派京剧唱腔”。英文大师、西学专家而雅好作为“国粹艺术”的京剧，而另一位英文大师和西学专家对此表示由衷的佩服和羡慕——这是不是有些奇怪？

其实这并不奇怪。杨周翰先生有句名言：“研究外国文学的中国人，尤其要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这是杨先生的夫子自道，也是他对后来学者的传灯寄语。然而，并不是每个中国人（遑论“研究外国文学的中国人”）都“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这是一种精神的认同，或者说是一种文化的养成。“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文化亦然。文化的养成同时也是灵魂的养成，而灵魂的根本在于爱恨-苦乐的执取。

陈寅恪先生有言：“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王观堂先生挽词序》）此诚不刊之论，而反之亦然：凡被一种文化所化之人，必将爱乐此文化；其化入越深，则其爱乐也弥重。杨周翰正是一个被中国文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而是纯正、典雅的中国文化。

作为一名“向上‐回看”西方的中国文化人，杨周翰获得了古今/中外双重比较-互动的视域。例如他在1978年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上首倡比较文学和比较的方法：“比较是表述文学发展、评论作家作品不可避免的方法……应当提倡有意识的、系统的、科学的比较。”（《关于提高外国文学史编写质量的几个问题》）九年后，他又在《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中以身作则地提出：“文学是扩大人类经验的手段”，因此“我们”中国学者不妨从“比较的角度”重写至少是一段外国文学史；欧洲文学多元一体而自成比较研究的格局，中西比较虽无此先天便利，但“我们站在中国的立场，不仅仅抱着洋为中用的态度去处理外国文学，而且是从中国文学传统的立场去处理它，分辨其异同、探索其相互影响（在有影响存在的地方），也许还是可行的，有助于对双方的理解”。

我们看到，这个“双方”不仅涉及“以我为主”——用杨周翰本人的话说，就是“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的中西比较，也涉及“向上-回看”的古今对话：“对当代文学我们应当知道，对古代优秀遗产，我们也同样应当知道，可能还需要先知道。”（《维吉尔和他的史诗〈埃涅阿斯纪〉》）他看到了，说到了，也做到了（vidit, dixit, fecit——仿用恺撒名言）。杨周翰的著作——如《攻玉集》《镜子与七巧板》《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以及他的翻译——如维吉尔《埃涅阿斯纪》、奥维德《变形记》、贺拉斯《诗艺》，便是“道不虚行”的明证：“hoc opus, hic labor est.”（Aeneid, 6.129）

（三）

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曾经感叹并提醒世人：我们在阅读莎士比亚的时候，最大的困难在于我们根本感受不到困难，因为“我们是莎士比亚塑造出来的”——莎士比亚创造了我们的感受性，以至于我们无法真正认识到他的原创性（《毁灭神圣真理》）。

无独有偶，2013年夏，时任美国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the 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研究部主任的莎学专家David Schalkwyk来京演讲，席间也说到莎士比亚的作品已先后被译为70多种语言，唯独不能翻译为一种语言，这就是现代英语：正是在习焉不察的母语环境中，莎士比亚的作品失去了意义再生的机会，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走出庐山、“生活在别处”而发现新的世界呢？莎士比亚本人向我们暗示了答案：如《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的古希腊英雄阿喀琉斯所说，“一个人看不见自己的美貌，他的美貌只能反映在别人的眼里；眼睛，那最灵敏的感官，也看不见它自己，只有当自己的眼睛和别人的眼睛相遇的时候，才可以交换彼此的形象，因为视力不能反及自身，除非把自己的影子映在可以被自己看见的地方。”（III. iii. 112-120: “The beauty that is borne here in the face / The bearer knows not, but commends itself / To others’ eyes: nor doth the eye itself.”）

这番话虽不见于荷马史诗，但是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对话录中的“以他观我”“因人成己”之说（Alcibiades, 132d-133c & Phaedro, 255d-e），后经中世纪基督教上帝‐他者神学、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精神哲学的改写加持而最后大成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以及拉康反其道而行之的镜像学说）。对话哲学的基本假设与核心思想是“只有把我看成是他人，通过他人，借助他人，我才能意识到我，才能成为我自己”（托多洛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因此人总是因人（他者）而成（成为自我）的异-己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自我不再是本质性的实体或主体，而是一个动态发生的过程，其中蕴涵了自我与他者的对话和互动；通过这种反思性对话，自我超越自身而升华为更高的自我。

杨周翰先生主张古今/中外双向互动的回看-比较，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也正是在这里，我们最终确证了比较文学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