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歌滥觞于先秦，是有节奏、有韵律并富有感情色彩的一种语言艺术形式，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基本的文学形式。严格的格律韵脚、凝练的语言、绵密的章法、充沛的情感以及丰富的意象是其美之所在。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一句句、一首首，凝聚、承载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和基因，成为中华数千年社会文化生活的缩影。

以古代诗歌为代表的文化典籍是对外传播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中国古典诗歌在国外的译介中诗外译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中外文化相互交流的历史。西安外国语大学教授党争胜曾综合多位文史研究家的研究提出，中国古代诗歌的译介历史从时空概念上始于公元1世纪前后丝绸之路开通之时，兴于7-8世纪的唐朝和19世纪的清朝，继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改革开放后“汉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从地空概念上则依循了中外民族交流汇通的历史进程， 是一个从东方到西方、从亚洲到欧洲最后到达美洲的渐进过程。

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国家大力倡导和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当下，译好中国古代诗歌无疑越来越成为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据现有汉学书目统计，中国典籍译本绝大多数是由国外汉学家或独立、或在中国合作者帮助下承担完成的，且多数西方学者对于中国译者承担典籍翻译工作持否定态度。英国汉学家葛瑞汉曾说：“按照一般规律，翻译都是从外语译成母语，而不是从母语译成外语的，这一规律很少例外。”

虽然中国学者进入典籍英译领域时间相对较晚，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中国诗歌的理解，中国人强于外国人，且中国人用英语表达的能力未必在英美译者之下。尤其是，一批近现代学贯中西、才气纵横的大师以魔力般的通感，完成了古代诗歌英译这一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蔡廷干

蔡廷干是晚清和北洋时期政治、军事和外交界显赫一时的人物，也是对外译介中国古典诗歌的先驱者之一。

1932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唐诗英韵》是第一部由中国本土学者独立完成的英译中国诗集。书名中的“唐诗”泛指中国诗歌，书中所收作品均译自宋人谢枋得所编《千家诗》，大都描写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蔡廷干冀望以此让西人了解中国人民崇尚自然、热爱和平的秉性。

考虑到英语读者的接受习惯，蔡廷干将《千家诗》中的五绝和七绝分别译成英语传统诗歌的五音步抑扬格和六音步抑扬格。

《唐诗英韵》出版后学界评价不一。钱锺书在早年写成的《英译千家诗》一文中指蔡的译诗“遗神存貌”。当代学者赵毅衡在《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一书中认为其译法“相当迂腐”，致使该书显得“出奇的古板”。蔡廷干国学功底深厚，早年曾长期浸淫于西方文化之中，同时熟悉国外出版惯例和读者接受习惯，译诗水准总体上值得肯定。蔡廷干身为晚晴和北洋时期上层官僚，较早认识到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国门的重要性，并且身体力行，这种意识实属难能可贵。

杨宪益

杨宪益24岁在牛津大学求学时，就把《离骚》按照英国18世纪的英雄双行体的格式翻译了出来。之后的成就更不必说。杨宪益是把《史记》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他翻译的《鲁迅选集》是外国高校教学研究通常采用的蓝本；与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译的三卷本《红楼梦》，和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译名《石头记》）一并，成为备受西方世界认可的《红楼梦》译本。他还翻译了《资治通鉴》 《长生殿》 《牡丹亭》 《宋元话本选》 《唐宋诗文选》 《魏晋南北朝小说选》 《老残游记》 《儒林外史》等经典作品。1982年，杨宪益发起并主持了旨在弥补西方对中国文学了解的空白“熊猫丛书”系列。这套丛书里，既有《诗经》 《聊斋志异》等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也收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有人说，他“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

杨宪益认为，在进行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时，存在“历史距离”，即原作者与当下译者所处的时代之间的距离，但人性的共同性和文化认同可以消除“历史距离”，而这也正是翻译的基础。作为中国译者，杨宪益具有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忠实为核心，偏重保留原文形式、结构和词序，尽量保留文字形象，体现出对原作者的尊重，对应原文程度较高，能够很好地起到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

林语堂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语言学家，《吾国与吾民》 《生活的艺术》等作品在英语世界受到高度评价和广泛喜爱。除英文原创作品外，编译古诗文在林语堂的创作生涯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其译作曾专门结集为《古文小品译英》出版，另有若干篇目散见于《生活的艺术》 《苏东坡传》等作品中。

他的“有不为斋”里挂着一副自评的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此联由梁启超手书，是林语堂致力于沟通东西文化交流的真实写照。

在《论翻译》一文中，林语堂提出字译与句译说，并从语言学角度阐释了翻译不能以字为主体，只能以句为本位。他认为，“译者无字字对译之必要，且字字对译常是不可能之事，所以句译家先把原文整句的意义明白准确地体会，然后依此总意义，据本国语言之语法习惯重新表示出来，若能字字相对固善，若此总意义在本国文不能用同样之辞字表出，就不妨牺牲此零字而别求相当的，或最近的表示方法。”

孙大雨

孙大雨是20世纪我国重要的诗人和翻译家。他翻译了八部莎剧、屈原的绝大部分诗歌、百余篇中国古代诗歌散文以及百首英文诗歌，分别收录于《屈原诗选英译》 《古诗文英译集》 《英译唐诗选》等译作。

孙大雨从小受到传统诗词的浸染，对诗歌的形式十分敏感。在苦心探求找到了中外诗歌翻译交流的形式中介“音组”之后，孙大雨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国古代经典的诗词翻译到国外。

孙大雨格律诗观念之“音组”概念对中诗英译的指导主要体现在诗歌的形式美方面，因为“音组”凝聚成的诗行具有大致相等的字数或音节数，能够让诗歌显得比较整齐。但同时“音组”在表现形式整齐的同时也体现节奏，因为“音组”是由时间上相等和相似的单位组成，内部包含了短暂的停顿，由“音组”组成的诗行中停顿的间歇，即构成了诗行的节奏。孙大雨的译文常有很多背景注释，使英语读者在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背景的基础上理解译文。

翁显良

翁显良生于香港，从小接受正规西式教育。战争的爆发点燃了他强烈的爱国情怀。他深知中国需要强大起来，必须让外国更好地了解中国。他爱诗、写诗并译诗，从事了大量诗歌翻译活动。

在其译论中，他曾多次提到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在《本色与变相》中，他说，“古典汉诗英译要不要保有中华古国的情味?窃以为回答应该是肯定无疑的。”在《情信与词达》中，他也说，“本族文化干扰的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以作者之心为心。”为了很好地传播中国文化，译者需要有深厚的学识，否则就不要闯进去。译者不仅应当对作品本身有通盘的理解，还应当对作家及其文化历史背景进行积极的了解，动笔时应斟词酌句，反复推敲。

在古诗英译方面，翁显良自立一派。翁显良认为，译诗的关键在于“再现意象”、“改创声律”。在他看来，译者应该保留原作的本色。这本色，一不在于辞藻，二不在于典故，三不在于形式，而是在于意象以及加强其艺术效果的节奏。只要能再现原作的意象，不一定模仿其章法句法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