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围绕典籍翻译的相关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化，比如翻译主体的文化立场、翻译策略与方法、原作与译作的关系、传播路径和社会反响等，一直是学术界探讨和争论的热点。面对多元的声音，我们应着重思考和探索：如何通过恰当翻译，传承中华典籍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如何利用中国古典文论和译学思想资源，同时借鉴西方译论，建设典籍翻译理论？如何通过客观、中肯的翻译批评，提高典籍翻译的质量？

互通有无 取长补短 和谐发展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典籍翻译均以西方汉学家为主导力量，他们对传播中国文化功不可没。如今，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共同目的，越来越多的中国翻译家和海外华裔学者主动译介中华典籍，他们正努力改变着以往以单向为主的典籍翻译模式。

20世纪末，由国家规划并组织实施的《大中华文库》翻译出版工程，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介中华典籍精品，这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重大工程和具体举措，体现了翻译活动的历史使命感。当前，典籍翻译的主要难点在于怎样准确理解并恰切揭示原作的深刻内涵。在这方面，中国翻译家更容易把握古代先哲的世界观、人生观、哲学观、审美观。相比之下，西方汉学家则具有天然的目标语语言优势。因此，为了使译文内容更加忠实原典，同时更具可读性，我们既要大力加强对译出实践的投入和研究，又要争取异域文化背景的汉学家加盟，谋求多方合力，共同促进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突出人文 时代转换 中西融通

任何一个文化大国在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时，均以本土翻译现象和本国翻译经验作为最基本的例证材料，这是产生原创性译学原理的最珍贵资源。

中国古典文论呈现出整体、直觉妙悟的思维方式，强调在历史语境和具体语境中品味文本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特色和优势，值得继承和发扬。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吸收西方译论擅长逻辑思辨的特点，并在现代语境下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论的某些论断，激活其跨越时空的潜在价值，构建感性、知性、诗性和理性并存的典籍翻译理论，从而促进译论形态的多样化。

中西译学理论是两套不同的话语系统，但其中也有人类理性认识的某些相似与共通之处。要以固有的理论体系为基础，从西方译论中吸取养分，寻找相关范畴和命题，通过创造性整合，构建有中国古典译学理论资源参与的典籍翻译理论。

我们既不能奉“西学”为圭臬，也不能以“中学”排斥“西学”，而是既要突出翻译理论的中国特色，又不刻意抹杀翻译活动的普遍性特征。中西融通就是要克服这些片面性和偏颇之处，将中国传统译论擅长综合感悟与西方译论擅长逻辑推理的特点相结合。

多元互补 中肯批评 参照互鉴

中华典籍博大精深，有很大的阐释空间，需要一代又一代译者不断挖掘其深意。目前，典籍复译现象很普遍，这无疑有助于形成译本多元互补的局面。无论是历时性复译还是共时性复译，都需要译者对典籍原作有更加透彻深入的理解。典籍复译的关键在于创新，创新是多层面和多角度的，包括理解有新意、风格有新貌、语言有新风。好的复译本赋予原作以新的活力、新的生命。

在当今商业气息浓厚的市场环境下，典籍复译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些粗制滥造，甚至或多或少的抄袭剽窃现象。面对这种情况，翻译批评就要发挥其应有的导向功能。翻译批评的内容不仅局限于译作与原作的对比，还应包括翻译过程、翻译效果、传播语境、社会影响等诸多因素，尤其应着重分析接受者因素对典籍传播所起的积极作用，探索如何用通俗流畅的现代英语传译晦涩难懂、年代久远的中华典籍。

此外，批评者还要借鉴哲学、美学、阐释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形成一种具有理论依托、跨学科视野、动态开放的批评机制，在参照互鉴中促进典籍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

（本文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系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张柏然、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许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