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英文和比较文学博士学位，自2000年起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和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2010年当选为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2012年入选2011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2013年当选为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成为我国首位当选为该院外籍院士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王宁对现代性理论、后现代主义、全球化与文化问题、世界文学和诗学等均有精深研究。今年8月当选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五任会长。

中国文学和英国文学分别代表了东西方两大文化传统中最优秀的文学，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此外，英语和汉语也是世界上为人们使用最多的两种主要的语言。由于英语在全世界的文化和人文学术交流中的强势地位，英国文学也是我国外国文学学科的国别文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学科领域。但是在实际上的翻译和比较研究中，我们却不难发现，中国读者对英国文学的了解要大大地多于英国读者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在本文中，我仅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出发，就中英文学关系的历史及现状作出描述，并对这种双向的交流关系在未来的发展作出展望。

英国文学的中国之旅：以莎士比亚为例

一般认为，英国文学的汉译和在中国的介绍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之后，但英国文学在中国大规模的译介则迟至19、20世纪之交才开始。谈到英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和接受，我们无法绕过莎士比亚这座文学的丰碑。莎士比亚的中国之旅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与英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几乎同时开始，但直到20世纪初以来，莎士比亚才开始对中国的戏剧创作和研究真正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不少优秀的翻译家为莎士比亚剧作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作出了卓越贡献，在这方面，朱生豪甚至在抗战期间仍坚持翻译莎剧，但终因疲劳过度而英年早逝，从而成为一位战时的“悲剧性人物”。梁实秋则独自一人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为后人留下了精准典雅的译文。另一些杰出的翻译家和评论家，如卞之琳、杨周翰、方平、许渊冲也不断地翻译或重译莎士比亚的作品，从而使得莎士比亚作品的中译达到了外国文学中译的最高水平。

除了莎士比亚这位一流的世界文学大师外，其他主要的英国一流作家的主要作品也都被译成了中文，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以华兹华斯、拜伦和雪莱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以狄更斯、萨克雷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以及以乔伊斯和伍尔夫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小说在中国也有着众多的读者，他们的创作手法和表现技巧已经渗入到了不少中国作家的创作意识和无意识中，对他们的作品的译介和批评性研究也直接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和理论批评。

中国文学的英伦之旅：以《红楼梦》为例

虽然较之英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和研究，中国文学在英国的译介和接受远远无法与之相比，但是毕竟在中国的外文出版社和英国汉学家的共同努力下，相当一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都有了英文译本，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英国译者翻译的，而现当代文学译成英文的则不算多。根据现有的研究资料显示，1761年，中国第一部被译成英文的小说是《好逑传》，正是这部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并不高的小说却打动了德国著名作家歌德，促使他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构想。但是在18世纪以前，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被译成英文的却很少。直至19世纪初到鸦片战争前这段时间，才有更多的中国文学作品被译成了英文，这一时期，《红楼梦》也被介绍给了英国读者，虽然并非以全译本的形式出版，但客观上却为该书被完整地译介到英语世界奠定了基础。

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1923-2009）是英国当代最杰出的汉学家和中国文学翻译者。在20世纪50年代，也即霍克斯准备着手翻译《红楼梦》时，他不禁吃惊地发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这部伟大的中国文学名著竟然在英语世界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英译本，有的只是漏洞百出的节译本，而且，大量的翻译错误充斥其中，对此华裔汉学家吴世昌对这些误译和乱译现象予以了严厉的批评。在吴世昌的帮助和影响下，霍克斯从一开始就本着忠实原著的原则着手翻译《红楼梦》及其他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1970年，霍克斯偶然碰到一次与企鹅出版社合作的机会，他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全面启动了《红楼梦》120回的翻译工作。霍克斯用了10年的时间，翻译了前80回，分别在1973、1977、1980年出版了英文版《红楼梦》分册，最后四十回，由他的女婿汉学家闵福德完成。由此，西方世界第一部全本120回的《红楼梦》诞生了，并迅速地占领了英语世界的图书市场。毫无疑问，霍克斯的《红楼梦》英文版，至今在西方世界拥有独一无二的经典地位。尽管中国著名的翻译家杨宪益夫妇也合作翻译了《红楼梦》，但其影响力和销量远远无法与霍译本相比。

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的外文出版社组织一批译者翻译了许多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但是与大量英国文学作品译成中文的盛况相比，中国文学在英国乃至整个英语世界的影响则要小得多。

英国文学研究在中国：比较的和世界的视野

英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与相当一批中国的英国文学教学和研究者的巨大努力是分不开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出现了一批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出发研究英国文学的具有国际水平的优秀著述，还有一些学者则专门从事英国文学史的编写和英国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都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尤其是，杨周翰和王佐良在译介和研究英国文学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作为一位中国的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者，杨周翰的比较文学研究始于英国文学研究，并有着鲜明的中国立场和视角。

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7世纪英国文学》（1985）是杨周翰从事中英文学比较研究的一部力著。他充分发挥了自己在英国文学方面的精深造诣和跨文化、跨语言和跨学科知识，使这本书的出版填补了欧美学者在断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白。这本书的题目使人看上去似乎仅仅是对英国文学的一个断代史的研究，而且研究角度也似乎仍是传统的社会历史研究法，但仔细通读全书各章节后，我们便不难发现，无论是在研究的范围还是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杨周翰把17世纪英国文学放在一个更加宏大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并不时地将其与中国文学相比较。这本书虽然没有标明“比较文学”的标签，但实际上却在方法论上给国内的比较文学学者以具体的启示和示范。

王佐良是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界另一位大师级的学者。他除了对莎士比亚等作家有着精深的研究外，尤其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翻译和研究更是独树一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他不仅翻译了大量英国文学作品，而且还将曹禺的《雷雨》译成英文，其译文质量完全可以和英语国家的母语译者相比。王佐良晚年所从事的最重要的一项研究工作就是主持编撰了五卷本《英国文学史》。众所周知，他历来对文学史的编撰有着明确的目标，特别是由他和周珏良主编的《英国20世纪文学史》堪称从中国学者的立场和观点出发重写外国文学史的一个有益尝试。特别值得在此提及的是，他还在该卷中还专门写了一章“英国文学与世界文学”，这应该说是中国学者从世界文学的视角来考察英国文学的首次尝试。

中英文学关系的未来前景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虽然中国文学在英国的翻译介绍与英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介绍几乎同时开始，但是在过去的一、二百年里，前者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后者则步履艰难，并且发展缓慢。

我们现在需要反思的是，当前我们所实施的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的战略目标应该达到怎样的效果?光靠翻译几本书能解决问题吗?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还应考虑其他多种因素，其中跨文化阐释也可以作出较大的贡献，对于那些只想了解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概貌而不想细读每一部代表性作品的外行人士来说，读一读学者们撰写的阐释性著述也可以起到导引的作用，待到他们中的少数人不满足于阅读这样的阐释性二手著述而需要（哪怕是通过翻译）直接阅读一手原著时，这种跨文化阐释的作用就初步达到了，而目前很多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一重要因素的力量。

不难看到，中英文学关系实际上确实存在着某种不平衡的状态：中国人对英国文学的了解大大胜过英国人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因此我们今后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应该果断地将重点放在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下大力弘扬中国文学及其研究上。既然英语在当今时代实际上所扮演的“通用语”的角色，因而走向世界就等于首先走向英语世界。在把中国文学有效地翻译到英语世界进而翻译到整个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更为注重译入语的文化接受因素，这对中国文化和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和在目的语国家的接受是至关重要的。

（注：本文原刊载于《外国语言与文化》第1期。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