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一直备受各界关注，近日，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目前，教育部正在配合指导北京、天津、山东、海南4省市完善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方案。此外，从今年起，还有江苏、重庆、四川、湖南、陕西等17个省（市）启动高考综合改革。 “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在教育综合改革中它居于龙头地位。去年上海、浙江的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平稳落地，取得了成功。”陈宝生介绍了上述地区高考制度取得的一些成果，同时，他强调，在推动素质教育发展方面，高考改革之后，高中阶段对学生的考核增加了综合素质评价。

在中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高考改革时，美国教育界也掀起了一场颠覆性的、全新的评价体系改革讨论。据报道，由逾百所美国顶尖私立高中组成的MTC联盟（Mastery Transcript Consortium）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学生评价系统——素养成绩单（Mastery Transcript）。与传统的成绩单相比，素养成绩单放弃了A-F评分制，不打分、不评级，而是持续追踪、记录和评估学生的8项能力。这8项能力具体包括：分析和创造力、沟通能力、领导力及团队合作能力、信息技术及数理能力、全球视野、适应性与探索力、诚信与决策力、心智习惯。

目前，这一评估系统已获得美国大学申请系统Coalition for Access，Affordability and Success（CAAS）的支持，使用CAAS申请系统的学校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80余所美国著名高校。MTC联盟表示，未来素养成绩单评价模式将会扩展到公立中学，全面改写美国大学的录取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大学招生并无统一模式，大学特色不一，对标准化考试的重视程度也不同。据介绍，一般而言，在大学招生中较看重报考者在中学的平均分数（Grade Point Average，GPA）或平均等级（Rank）。此外，还会考虑大学先修测试（Advanced Placement，AP）成绩、竞赛获奖、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文艺体育特长、教师推荐信、发表作品、自我陈述、面试等方面的信息。换言之，美国并没有统一的“高考”，SAT、ACT仅占高校录取的部分权重，“素养成绩单将取代SAT、ACT成为‘美国高考’的依据”这样的论断并不科学。

那么，素养成绩单对当前教育评价体系有何意义呢?华中师范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后雄分析该评价系统后认为，新的能力评估系统有三大特征：一是不看成绩，突出能力导向。学生每修得一门课程，将获得相应的能力学分（Mastery Credits）。这种能力学分呈现的是“已经可以掌握和使用高等数学”“可以理解并熟练使用两种语言”这样的质性评价。二是动态记录，一目了然。MTC联盟开发了一个技术平台，电子记录实时更新学生的能力学分，并提供学生的课堂作品、论文、视频展示等材料，同时还提供每所学校的评价标准，这些都能为高校录取学生提供直观和可靠的依据。三是自定标准，各具特色。虽然能力鉴定的模板是固定的，但每所学校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可以自行决定对学生能力的评判标准，学校也可以根据培养目标，划定哪些才是学生应该重点培育的能力。

而有专家指出，此项改革有可能加剧教育公平性问题。《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Catherine Rampell指出，这项改革的一个明显缺点就是拉大了教育差距。他说：“这将有利于家庭富有的学生，因为他们可以获取更多资源去提高软实力，但对于家庭经济条件一般的孩子，则很不利。”这项改革将让家庭富有的精英阶层子女不用通过公正、公平、公开的统一考试，而是用“可以理解并熟练使用两种语言”“可以掌握和使用高等数学”这样很模糊的质性评价顺利进入顶级大学，占有更好的教育资源。

此外，也有人指出新模式将评价重心放在对学生的过程性评价上，无疑给中学教师们增添了更多负担，他们能否有精力承担，或者说，能否科学合理应用新模式，都会存疑。新模式的评估内容条目繁多，仅“分析和创造性思维”一项就有12个考查条目，8项能力加起来，考查条目总数更达61条之多。

以“分析和创造性思维”为例，需要考查学生的内容包括：定义、管理及处理复杂问题，辨别信息的真伪、偏差及是否全面，应对信息过载，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分析、创造概念和知识，用试错、测试等方法解决问题，从多角度看问题，建立跨学科的知识和视野，连续推理，融合与适应，解决没有依据可循的新问题，运用知识和创造力解决复杂的真实问题等。而评估条目的繁多也就增加了评估难度。

而“过程性评价是否能完全取代终结性评价”也是业内专家关注的争议点。

因此，美国爱荷华州教育部教育研究与评估高级顾问王晓平、美国华盛顿盖劳德特大学原研究员齐森、原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所长谢小庆等分析认为，“新模式”会对改进大学招生产生促进作用。考虑到“新模式”需要较多的人力物力投入，考虑到“新模式”对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有更高的要求，我们估计，至少在未来的10年间，“新模式”将仅仅被应用于少数私立学校，并且也主要用于一些尖子生的录取，被广泛应用于公立学校的可能性不大，更不可能取代SAT和ACT等标准化考试。但是，伴随基于大数据的新型形成性评价系统的建设，SAT和ACT等标准化考试在大学招生中的比重有可能越来越小。

基于我国与美国的不同国情，多数专家认为，于2014年启动的高考综合改革“两依据一参考”政策，即高等院校在招生录取过程中依据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综合评价机制是适合当下中国国情的高校录取方式。

原美国大学理事会（The College Board）、美国大学考试（ACT）副总裁王湘波指出，我国不能照搬美国多元化高校招生模式，但是可以借鉴其中一些成熟的做法。

一是充分科学地利用好学生高中三年的学术测评信息，包括各科期末成绩和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二是充分科学地利用好学生高中阶段的非学业信息，如科研、社团、竞赛、社会服务、出勤表（包括每学期迟到、早退、旷课、作业迟交、病假等）。这些都是对学生在高中阶段一贯表现的客观真实反映，也是预测大学和职业的依据。三是建立国家综合素质评价标准。目前，我国综合素质评价由高中学校实施，评价维度及内容不统一，评价结果的呈现也五花八门，评价的信度与效度很难保证。四是在高等教育中增设学校指导（School Counseling）专业。美国重视学校指导专业，该专业有严格的纪律、道德和行为标准。随着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两依据一参考”政策将在全国推开，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都亟需测量评价和招生方面的专业人才。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孟卫东、永丰学校行政管理中心主任鞠慧表示，在高校参考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录取学生层面，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开发的高中学生综合素质动态量化评价系统比素养成绩单的理念更先进且更具操作性。这个系统强调用多把尺子衡量学生，对学生各个方面进行观察、记录、分析，注重以学生行为为依据，关注学生成长的过程性与发展性，注重参与主体、评价体系、结果呈现和发展趋向的多元性，注重数据的动态量化和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