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翻译事业经历了长足的发展与繁荣，步入了新时期。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文化自信”“中国文化走出去”“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的实施与推进，中国翻译也迎来了新的挑战与使命。中国翻译是否存在“走出去”焦虑?翻译“走出去”后如何“走进去”?改革开放40年中“引进”与“走出”发生过哪些交锋?中国当代译论呈现何种研究范式?

10月20日至21日，海内外75所高校400余名从事翻译理论与教学研究的专家、学者、青年教师齐聚第十三届中西部地区翻译理论与教学研讨会暨翻译研究国际论坛，就新时代背景下的翻译人才培养和翻译学术研究展开了深入探讨。

不忘译学初心 助推文化输出

“《论语》中‘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我理解这句中的‘人’指贵族、君主，全句翻译成‘如果君主不了解我，不让我做官，我就无法为君主服务，但我并不因此而恼怒。’在汉学界，没有学过翻译理论的人，就指责我翻译错了。但我认为（这）只是观点不同。翻译理论帮助译者了解自己在做什么，给译者自信，去做不同的解释。”波恩大学终身教授、翻译家、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说。

在谈及翻译学时，顾彬表示，翻译学作为学科被研究的历史不长，翻译理论相对于其实践也处于发展阶段，更为重要的是在翻译学研究中存在诸多误解，最大误解在于“忠诚不忠诚”（信）的翻译问题。他认为，翻译中的“忠诚”（信）并不是针对作者、文本，因此翻译并非翻译作家，或是翻译文本，而是翻译我们自己。借此，顾彬指出，目前很多理论研究的趋势把研究翻译等同于研究哲学，而大部分译者不是理论家，大部分理论家也不是译者，所以对翻译的理解有很多误解。

德国功能翻译学理论家、欧洲翻译研究学会会员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教授从实践角度出发，结合德国功能主义目的论的核心概念指出，译者必须熟悉文本来源和目标文化中使用的特定文本类型和流派的标记代码以及标记使用的定性和定量差异。对于目的语受众来说没有意义或表达含义可能与预期不同的功能标记，需要进行解释。

事实上，翻译学并非是一门新兴学科。据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讲习教授、香港浸会大学荣休教授谭载喜介绍，翻译学自1980年代作为独立学科出现于中国译学领域，在近40年的演进过程中，经历了标志较为明显的多个阶段：现代译学理论意识觉醒、规模引进外国（主要包括西方与前苏联的）译学思想、译学反思与传统话语挖掘、积极参与国际对话等。所有这些，既昭示着中国语境下译学发展的原始中国动力，又蕴含着新时代新环境下中国译学研究需要始终坚持的发展初心。“中国译学发展40年，回顾过往，才能审视当下和展望未来。” 谭载喜说道：“中国翻译研究需要‘不忘译学初心’，采取有效的途径和策略去善用机遇、应对新时代新挑战。”

在我国译介活动中，有一种独具特色的译作类目——“皮书”。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官方翻译出版有关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历史概况的“皮书”，以黄色、绿色、褐色、蓝色、浅蓝色五种单一色调为封皮。华中科技大学许明武教授通过研究“皮书”译介特征，发现“皮书”翻译活动反映了近代以来我国国别区域史译介与国家发展主题密切相关，服务于国家现实需要的优秀传统，并对读者认知、学科建设、国家外交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对启发学界充分把握时代契机，跨界合作，将国家规划落实到实践层面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译学四十年 传而通而受

从开始零星地译介个别著述、流派，到全方位地引进、接受、融合与创新，我国外国翻译理论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里，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早在2009年，就有学者在 《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中如是指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里，中国的翻译研究同各项事业一样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单从发表的论文看，每年中国外语界在百余种相关学术期刊上发表外国语言研究类论文3000多篇，其中翻译研究类论文占20%，即每年约有600篇左右的翻译理论文发表。”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我国与西方各国的学术关系还没有完全正常化，国内对其系统的研究几乎为空白。”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刘军平介绍道，改革开放之后，按照译介时间顺序，外国译论译介可大致梳理为三个时期：1978-1987年为第一个时期，是改革开放的初步译介阶段。这一时期对外国译论的引进基本上是零星的介绍，主要突出翻译技巧、翻译标准或书评等方面的探讨。

1988-1999年为第二个时期，是改革开放的借鉴吸收阶段。这一时期英语世界的翻译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逐步全面展开，与此同时，国内掀起了全面引进外国翻译理论的高潮。

2000-2018年为第三个时期，是改革开放的整理消化和融合创新阶段。这一时期我国译介和研究具有五大特征：学术期刊花较大篇幅译介评价外国译论、学者撰写外国翻译理论研究的专著、高校编纂外国翻译理论教材并进行注梳、出版社大规模引进外文原版翻译理论著述、翻译理论界组织翻译外国翻译理论著述。

从建国后“中学西传”的受众方面来看，武汉理工大学马文丽教授认为翻译可分为两大阶段：20世纪50-80年代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译文“自说自话”，传而不通、通而不受；20世纪90年代至今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翻译规模渐大、项目增多、质量愈高。如1995年汉英对照版《大中华文库》、2009年“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10年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7年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谜团——不少语言造诣、译文质量高的译作影响不尽人意，博大精深的中国古典名著翻译在国外得不到欣赏，国内公认为好的译本在西方读者群体少，西方口碑好的译本在国内知名度小，国内普遍被学者不看重的文本在国外颇受欢迎……“受众是译介活动的对象，是译介效果的具体体现者和最终实现者。当今中国，在政府对外译介工程密集实施的同时，译介效果也自然得到了理性的关注。”马文丽表示，“即使是受众意识日益强化的今天，我们对于所谓西方受众，仍然是雾里看花，受众反馈星星点点。”

以西方之术 传中国之道

时代之轮飞速前行，翻译也随之日新月异。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与 “文化自信”战略实施以来，中国文化走出去掀起新一轮译介高潮。文学作为文化的主要和重要载体，其对外译介理应扛起“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旗。在这一背景下，面对浩瀚如星海的文学宝库，译什么?为谁译?怎么译?成为萦绕在每一个翻译人心头的首要问题。有学者认为，古典文学是中国文化的精华，理应择其而译；也有学者认为现代或当代文学更能帮助西方读者了解如今的中国，其外译应首当其冲。江西师范大学讲师张汩表示：“汉语古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当前语境下中国文化外译的重要内容之一，而选择何种翻译策略以及相应的翻译方法以更好地促进汉语古诗英译则是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考虑的问题。”武汉理工大学教授林莺也赞同：“如果说普通的翻译是‘中文一英文’的直接转换的活，那么文学类翻译则是要经历‘中国古汉——现代汉语一一英语一一具有格律的英语’四个过程。”

“在国家倡导文化走出去，增强文化软实力，提升世界对中华文化认知、认同度的背景下，如何使中国文化在海外得到有效传播、接受并被传播对象国受众接受认同，是当前学界面临的新课题。”湖北经济学院副教授张永中通过考察当前中国文化译作在英国的传播和接受效果，发现中国文化译作对外传播正面临国内人力、财力、物力的高投入，国外传播、接受、认同的低效果。他认为，要扭转这种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的文化输出窘境，重点要对当前主流的翻译题材和翻译策略重新审视和分析。在新旧媒体融合时代，只有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纠正对翻译题材及策略的认识误区，选取符合海外读者阅读期待和具有普世价值的翻译题材，并采取符合新时代特点的翻译策略，才能有助于以西方之术，传中国之道的对外文化传播，扩大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影响力，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中原工学院讲师李强认可这一观点。他表示，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文学外译的目的是让中国文学走向西方，自然西方读者（持别是英文读者）才是翻译的对象与受众。然而，“为谁译”应该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为决定主流诗学的专业人士（批评家、评论家和学者等）和决定意识形态的赞助人和机构（尤其是出版社，编辑等）而译。第二阶段，才是为西方者而译。换言之，“译什么”是由目的语国家的主流诗学和意识形态决定的。

翻译理论无定论，对外传播无止境。我国对外翻译事业发展有赖于翻译工作者戮力同心，同舟共济。正如武汉理工大学副校长王发洲所言，“研讨会旨在促进学界交流，丰富学术研究成果，推进翻译教学和翻译产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