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新学期开学之际，一则去年10月教育部答复全国政协委员提案的新闻引起广泛热议。答复函提出，学校教育要本着按需的原则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教学和布置作业不依赖电子产品；明确教师不得通过手机微信和Q Q 等方式布置作业，更不得将批改作业的任务交给家长，以避免出现“学校减负、社会增负，教师减负、家长增负”等现象。

2月12日，浙江省教育厅联合多部门，发布征求《浙江省教育厅等九部门关于全面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告，严禁学生将个人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擅自带入课堂。教学和布置作业不依赖电子产品，严禁使用APP布置作业。

事实上，自去年起，儿童青少年电子产品使用就已成为监管重点。2018年8月，教育部等八部门曾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学校布置作业不依赖电子产品，原则上采用纸质作业；教学不依赖电子产品，使用电子产品开展教学时长原则上不超过教学总时长的30% 。

此前，福建省教育厅曾出台明确规定，严禁给小学生布置电子家庭作业，高中阶段原则上不布置电子家庭作业，确需布置电子家庭作业时，初、高中生每日电子作业总时间不长于20分钟，布置电子家庭作业的任课教师当日要向学校“视管小组”报备， “视管小组”加强统筹管理。

广东省教育厅也曾提出，家庭和学校应控制学生对电子产品的使用，学生探究式学习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应控制在每天30分钟内。

而武汉市大部分中小学已采取各种方式，避免教师依赖电子化方式布置作业、避免学生使用APP等方式完成作业。武汉市大部分学校都作出要求，教师不得布置需在APP上完成的作业。据武汉市某中学相关负责人介绍，学校不允许教师使用APP布置作业，如果发现这种做法，将按照教学事故处理。

家长：有利有弊 回归传统作业是好事

“孩子都处在被A PP包围的大环境中，一味禁止不合适。”北京市海淀区花园村第二小学家长、校理事会理事长黄中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信息时代成长的孩子，无法避免与各种APP“打交道”，学会健康使用信息化产品，如善用电脑搜索需要的资料，是新型人才必备的技能。

有与黄中持相同观点的家长也表示，如今手机APP的功能非常智能，正好弥补了家长无法辅导孩子功课的问题。此外，手机APP不仅能够及时地批改孩子的作业，同时还能够提供与作业相关的知识进行交替学习。在做作业时，如果孩子有不懂的知识点或题目，手机APP也会有相关的提示。作业完成后，教师在后台也能够很好地统计学生的问题所在，在教学过程中进行更好的指导。换言之，手机APP从多方面有效地辅助了家长辅导和监督孩子完成家庭作业，减轻了家长的不少负担。

但是，也有不少家长对禁用令额手称庆。这部分家长表示，首先，教师使用手机APP布置作业后，孩子就理所当然地以学习的名义从父母手中取走手机。而大多数时间，孩子做作业时长并不固定，家长又无法一直在一旁监督。从而导致孩子学习时容易被手机上其他内容吸引，做作业时三心二意，既打破了家长禁止孩子触碰手机的习惯，又分散了孩子的学习注意力。其次，出于不同学科和不同功能的需要，家长有时需要下载多个手机APP，导致一些配置较低的手机无法使用，从而需要增加家庭额外开支购买新手机，专门供孩子做作业使用。最后，目前市场上手机APP良莠不齐，部分学习类APP中隐藏了暴力等不良内容，会对孩子造成不利影响。北京市东城区板厂小学学生家长陈女士认为，回归传统的纸笔作业，对孩子来说是好事。

学校：赞同规定 但不应该“一刀切”

虽然电子产品的使用明确遭禁，但是在学校是否能明令禁止呢?

记者了解到，在教育信息化浪潮下，信息化技术及设备在教育教学上的应用愈发普遍。在不少地区的中小学校里，利用教学类、学习类APP辅助教学和批改作业应用广泛。2018年12月12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的指导意见》，提出要使网络空间成为各级各类学校、全体教师和适龄学生教育信息化应用的主要入口，实现“一人一空间，人人用空间”；鼓励中小学教师利用空间开展备课授课、家校互动和在线辅导；引导学生利用空间参与课内外教学活动，根据自身学习需要选择网络课程、在线测试等；让学生利用学习诊断、学习预警等可视化分析结果，发现问题，改善学习。

同时随着移动互联网和即时通讯工具的普及，多数班级都建立了微信群来辅助实现“家校共育”，不少教师利用群聊发布作业、通知等。北京教科院丰台学校校长张广利表示，“利用信息化设备辅助教学能够提高教学效率是毋庸置疑的”。教育信息化是大势所趋，利用电脑等智能硬件、电子设备辅助教学很难避免，未来甚至使用频率会更加频繁。

上海市第六师范附属小学校长沈晨曦则表示，教师用微信、Q Q 布置作业的本意是让家长了解并督促学生作业，以更好地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共同提高教学质量。但她并不认同这一做法， “用微信、Q Q 布置作业看似是作业形式的变化，实则反映的是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教育理念。现代化的教育手段，如果运用不当，同样会落入‘穿新鞋，走老路’的境地”。

据了解，武汉市大部分学校都作出要求，教师不得布置需在APP上完成的作业。武汉市红领巾学校教师熊焰说，学校一直有相关要求，教师必须通过口头或写在黑板上等方式向学生布置作业，让学生自己记下当天作业，培养他们独立自主的学习习惯。对于低年级学生，老师们还会用一些小方法提醒孩子不漏记作业，如布置书写作业时，会在黑板上画上铅笔的图标，布置朗读作业，会画个嘴巴的图标。

上海唐镇中学校长柏玥萍表示，如果教师在班级家长群里布置作业，一部分家长会很用心去看并照此督促孩子，但也有一部分家长认为教师在转嫁责任。另一方面，用微信布置作业、检查作业，会牺牲掉教师大量的业余休闲时间，许多英语老师晚上9、10点钟还在微信里收听孩子们上传的朗读情况。教师很敬业，但无限拉长他们的工作时间，也不利于教师正常的生活与工作。

上海理工大学附属小学校长丁利民则表示，不得通过微信Q Q 布置作业并不能减轻家长和学生的负担，减负的关键是课程的改革，包括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评价机制等。北京教育学院附属丰台实验学校校长郝玉伟也认为，不同年龄段孩子的理解力、接受力不同，所对应的作业形式也应该多样化。只要有益于学生发展，各种完成作业方式都可以，不能抛开作业的作用和目的单纯谈形式。

专家：与其禁用 不如进行管理和甄别

“因为担心学习类APP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完全禁止，不免有些因噎废食。”教育部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修订组核心成员、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特级教师李维明如是表示。在他看来，教育APP能让学生随时随地进行碎片化学习。随着教育信息化节奏加快，将有越来越多的教育技术、教育产品参与到教学各个环节。目前看来，进入学校的学习类APP多以老师或教育部门推荐为主，学生自主选择空间不大。

“学校引进这些APP，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实施教学计划，而不是从学生角度出发。”李维明认为，需要从顶层设计上规范APP进校园。例如，某个地区、省市基于当地的教学情况和学生水平有规划地引进相应产品，且与各个学科的课程设计有机结合，物尽其用。 “从课堂步入社会，碎片化学习会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孩子工作和生活中，学习类APP的应用也将越来越深入。与其一味限制，不如多进行管理甄别，让更多优秀的产品为学生所用。”

作为教育行业从业人员，i-ED U 教育产业投资人俱乐部高级分析师王妍则认为，浙江省的相关意见如按照目前征求意见稿的版本实施，将对学习类APP中的工具类APP产生较大影响，尤其是“帮助老师完成作业分发和批改”的APP。 “若浙江省的相关意见落地，提供相应功能的APP或将面临业务的调整。”王妍说。一方面，在线工具类APP切入场景或将向教育信息化方向转型；另一方面，在线工具类APP的业务更加丰富，习题辅导或课程培训或许会成为主要功能。

随着多项政策相应落地，王妍认为， “技术是实现教育个性化需求的一种工具，将老师从更多重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针对性进行教学，有助于更好地为学生服务。政府监管也是旨在规范相关APP的使用，让学生更健康地成长。如何充分利用好互联网为教学体质增效，是长期需要探讨的命题。”

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禁止中小学生将手机带进课堂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自制力还不太强的学生难免会在听课时玩手机，这势必会让他们分散精力，影响课堂效率。对于老师通过微信、Q Q 等布置的“手机作业”，熊丙奇建议不要“一刀切”，而是应该给教师自主选择的权利，同时征求家长的意见，根据所授学科的特点来设定布置作业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