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五四大街上有一座通体用红砖砌筑、红瓦铺顶的老式建筑——北大红楼。一百年之前，这里是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在这座历经百年的建筑中，蕴含着许多生动的时代影像和深厚的历史记忆。2002年，红楼更名为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全面展示陈独秀、蔡元培、鲁迅、李大钊、毛泽东等先驱在红楼工作时的情景，凸显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红楼历史氛围。

据悉，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年之际，该馆策划了《国民：1919》 《五四现场》 《中国的文艺复兴：新文化八大家》等展览，通过大量文献资料、照片、文物等回顾这场波澜壮阔运动的全过程，呈现当时各行各业人们的面貌和情态。透过这些展览，人们不难发现，五四时期的翻译活动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极大地影响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行为与生活。有学者认为，无论在翻译的规模、组织、范围，还是在翻译理论的建树与贡献、翻译实践的摸索与探讨上，五四时期都堪称我国翻译史上的盛世。

传播西方启蒙思想促民众觉醒

对西方启蒙思想的传播肇始于晚晴，但盛行于五四。维新变法失败后，改良派开始意识到，仅仅依靠学习西方的技术而不启发民众促其觉醒，很难真正实现自由、平等、独立、进取的新道德。因而，具有良好群众基础的小说进入了改革家的视线。梁启超继“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后，又提倡“小说界革命”，认为小说可以开导民智，变革社会。他对新小说的倡导为文学翻译在晚清的盛行提供了理论根据，对中国文人和民众自觉、自愿认识和接受西方小说起到了良好作用。

在新文化人、新文学家及文学翻译家看来，文学翻译是思想启蒙的工具。鲁迅在谈到自己小说创作的动因时曾讲道：“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10多年前的‘启蒙主义’。”陈独秀则认为，西洋的大文豪和大作家“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新文学家们提出“人的文学”“大众文学”使新文学更行之有效地向大众宣传启蒙思想。

在五四前后出版的《新青年》杂志成为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重要阵地，该杂志当时曾介绍过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莫泊桑等人的小说，王尔德、易卜生和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剧本。特别是1918年6月出版的“易卜生专号”翻译介绍了《娜拉》等剧本，这对当时反对封建、争取个性解放的斗争，曾起到不小的作用。

1922年，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在广泛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如1921年9月的《小说月报》出版了“俄国文学研究”号外，同年10月出版了“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1924年4月又出版了“法国文学研究”号外。在作家方面，《小说月报》先后编辑了“泰戈尔专号”“拜伦专号”“安徒生专号”“罗曼·罗兰专号”等。当时在文学翻译界最为活跃的当推鲁迅、沈雁冰、瞿秋白、耿济之、郭沫若、郑振铎等人。

早在五四之前，晚清著名思想家、翻译家严复就翻译了大量西方社会科学名著，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杰出贡献。据了解，严复翻译的西方名著涵盖了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逻辑学等学科，其中，社会学是他非常着力的门类。此后，西方社会学的著作不断被译介到中国。据统计，当时关于社会学的译著达近80种，根据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自著之作也有近200种。鲁迅等一批作家、翻译家都受到了严复译作的深刻影响。

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主、科学知识的宣传，对旧伦理道德的反对，对“人”的发现无不是通过翻译西方启蒙思想实现的。

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涌现出的一批著名翻译家群体中，以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翻译活动，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了解，孙中山和梁启超等人较早就有接触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以及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著作，但未产生重要影响。俄国十月革命后，少数懂得外文的先进知识分子和民主革命先驱者以浓厚的兴趣，组织人员对这些著作进行翻译、出版，推动了其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期间，许多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被翻译介绍进来。例如，1919年5月食力在北京《晨报》上刊载了《劳动与资本》，即马克思的《雇俑劳动与资本》；李大钊在《新青年》上摘译了《哲学的贫困》等。五四运动后，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其中许多人便受到了译介过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影响。

1920年，上海《国民》杂志第2卷第3号刊载了由费觉天翻译的《马克思底资本论自序》（即《资本论》第1版序言）；同年，李大钊部分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陈望道在1920年首先全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

在这一时期，还有很多先进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当中。如沈泽民1921年翻译过列宁的《讨论进行计划书》和《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等书；沈雁冰1920年翻译了《共产党的出发点》《美国共产党宣言》及《国家与革命》等；李达从1921年起至1933年，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 《哥达纲领批判》 《政治经济学批判》等马克思主义著作35种，达200余万字；张闻天摘译《共产党宣言》并全译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等；瞿秋白译介了《费尔巴哈论》《列宁论托儿斯泰》等大批马克思主义著作；恽代英译介了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

这些翻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人数虽少，却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的桥梁。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早期领导人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接受、学习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这一时期首先接触了《共产党宣言》，他对这一经典著作反复阅读，深加思考。正是在研读了多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后，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创建起来并成为翻天覆地、扭转乾坤的政治力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引起了我国空前的历史巨变。

深刻影响中国新文学发展

根据相关统计，五四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1917-1927年间出版译作225种，其中理论译作25种，作品总集13种，分国别译作187种。五四时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和新文学形式的引进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和成长，都发生了很大影响。

五四之前，中国的现代文学尚处在萌芽之中，真正意义上的白话小说尚未出现。纵观当时的文学题材，明显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影响。我国的作家模仿外国文学中爱情故事、侦探推理等内容，创造出了相似的作品，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就受到果戈里同名小说的影响。中国旧小说的章回体逐渐被打破，作家们开始采用西洋小说的形式。

五四时期的新诗运动对中国传统诗歌进行了全方位的变革，以至于梁实秋认为“新诗，实际上就是用中文写的外国诗”，充分说明了新诗运动所受外来文学的影响之大。中国近体诗具有严格的格律、韵律、字数、行数等要求，新诗运动对近体诗的形式结构进行了“暴徒式的破坏”。格律诗向自由诗转变，诗的叙事成分增强，诗中出现了人称代词，诗与非诗的界限逐渐模糊。白话化、散文化成为新诗翻译与创作的主要特征。

从话剧方面来看，20世纪初中国成立了多个戏剧社团，它们的成立促进了西洋戏剧在中国的发展。戏剧家们借鉴西洋戏剧，结合中国国情，开始了早期话剧的探索。翻译剧本的数量逐渐增加，从1917年、1918年的每年翻译一册发展至1927年的19册。西方戏剧经过文学革命主将的倡导与实践，最终在中国形成了新的戏剧文学。例如，在《玩偶之家》的影响下，郭沫若的《卓文君》取材于历史，但并不拘泥于史实和封建阶级对卓文君的诋毁，对具有叛逆精神的新女性重新给予定位。田汉的《获虎之夜》等也都是以追求婚姻自主和妇女解放为题材的剧目，反映了易卜生戏剧对中国早期话剧成长的影响。

五四时期随着翻译的蓬勃发展，对译者的要求也较之晚清大大提高。例如，译者应有较好的外文理解能力和对本族语的驾驭能力，有较强的对原作风格、精神的判断力和敏感度，有接受新思想的开放心态，不懂外文也可以做翻译的时期已一去不复返。

不可否认，中国各个时期的翻译均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以及中国语言、文化、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从五四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翻译也标志着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进入了崭新阶段，在翻译活动的推动下，中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与新文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