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评论　　《圣经》的悲剧美　　《圣经》是发源于古希伯来文化的基督教经典，而悲剧是从古希腊艺术中生发而来的一个重要美学范畴。前者的指向是基督教信仰，后者的指向是人类的审美活动。在《圣经》的信仰表达中随处可见跌宕起伏的表达、鲜活细腻的描写、热烈真挚的抒情，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圣经》与展现人类生存困境的悲剧美发生联系。　　1.悲剧美与《圣经》的联系　　从叙事的角度讲，悲剧美一般由四个因素构成:人的不幸遭遇、悲剧主人公的抗争行为、否定性的结局以及潜在的精神超越。《圣经》作为一个叙事性作品，与悲剧美的这四个方面都有紧密的联系。　　2.《旧约》里的悲剧美:在“罪”里抗争　　《旧约创世纪》主要讲述亚当和夏娃不肯安享上帝设定的幸福生活，他们凭着个人意愿探索未知，犯了原罪，即自由意志之罪，而被罚出伊甸园。以“创世纪”为起点的《旧约》沿着“原罪”这条基本线索，展现了人类对生存苦难的体认和抗争，着重渲染了悲剧美的前两个要素，其中《约伯记》将原罪背景下的悲剧美体现得最为充分。　　约伯是《圣经》里无辜受苦者的代表，他没做任何错事就莫名其妙地陷入家破人亡、身患恶疾的重大灾难。《约伯记》最终以约伯向上帝表示顺从，而上帝也赐予它更加富足安逸的生活作为结局，但其实这是一个比较隐蔽的否定性结局。约伯最终的缄默只是承认了上帝的伟大和人的无能为力，而并没有在自己是否正直的问题上有丝毫屈服。在原罪的前提下，《约伯记》展现了人类无处逃避的生存困境以及人们面对无常的命运勇敢质疑的行动，它越是否定依靠正义行为摆脱困境的可能性，越能激发起我们内心深处对解救之路的探索和对正义的积极辩护，而悲剧的美感就在人们解答生存困惑的强烈愿望中应运而生了。　　3.《新约》里的悲剧美:在“爱”里超越　　《新约》以“道成肉身”事件，即“降生为人的神子耶稣基督的牺牲与复活”事件为主体，围绕中心教义“爱”展开，召唤人们超越人间的罪恶和苦难，侧重点在于悲剧美的后两个要素。耶稣背着十字架艰难地走向死亡，用自己无辜的生命来替世人赎罪;耶稣从死里复活，把获得拯救的希望和信心撒向人间。所以，“道成肉身”的故事将悲剧的超越之美贯彻了始终，而在这个过程里，耶稣的牺牲和复活相对于耶稣本身所具有的神人二性，构成了“道成肉身”故事的双重结局，从而使悲剧美中的否定与超越得到了独一无二的呈现。十字架上的牺牲是作为人子的耶稣在有限生存之内的人间结局，它把悲剧美的否定力量发挥到了极致，而耶稣的复活升天则是作为神子的耶稣基督超越了人类历史性生存的永恒归宿，将悲剧中潜在的精神超越明朗化了。　　　　四川外语学院院报　　融入美国文化中的中国文化一瞥　　一百多年前，当美国人寻求和建立属于自己的文化时，他们一边摆脱欧洲文化的束缚，一边将目光移向中国文化，并开始主观地吸收中国文化，创造了含有中国文化成分的独特的美国文化。　　1．19世纪美国文人对儒家思想的关注和吸收　　1837年，爱默生（Emerson）在其题为《论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的演讲中，号召美国作家不要再咀嚼欧洲文化的“残羹剩饭”，应该将目光投向美国本土。因此，这个演讲就被后人看成了美国“知识分子的独立宣言”。此后，爱默生又在其他场合，鼓励美国文人关注东方文化的精髓。在其主编的《日冕》(The Dial)杂志上，开辟专栏，介绍对他们来说崭新的东方文化，其中就有介绍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思想的专栏。梭罗（Thoreau）是这一栏目的负责人。梭罗在其代表作《瓦尔登湖》（Walden）里，十多次引用孔子《论语》《中庸》等中的语录，而且《瓦尔登湖》的基本思想，与孔子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所表达的思想一脉相通。　　2．庞德(Pond)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创造性翻译和吸收　　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发展到后期，已经到了滥情和装腔作势的程度。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西方的价值观念土崩瓦解，西方人陷入精神的荒原。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以旅居欧洲的美国文人为代表的新诗运动开始了。庞德首先发起了意象派诗歌运动，将目光投向东方文化。　　庞德将东方的中国古代文化比喻成“杏花”，努力要将其原汁原味地带到西方，并在《诗章》（The Cantos, 1970）的第十三章中，发出了这样的誓言:“杏花/从东方吹到西方/我一直努力不让花凋落”　　庞德对儒家文化的研究，除了使美国诗歌跨入后现代，还激起了更多的美国文人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将中国文化的精髓完全融入到美国文化中，使之成为美国文化难以割舍的组成部分。　　3．有一定代表性的美国文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创作　　除了上述文学大家之外，美国许多其他诗人也在创作中流露出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痕迹，如庞德之后的美国意象派诗歌领导人洛厄尔(Amy Lowell)与人合译中国诗并于1921年出版了《松花笺》（Fir-Flower Tablets）;拜纳（Witter Bynner, 1881-1968）与中国学者汪亢虎合译了《玉山》（The Jade Mountains, 1929）;凯瑟（Carolyn Kizer, 1925-）的成名作《叩寂寞》（Knock Upon Silence）一书的中心主题是中国诗，书名取自陆机的《文赋》。　　4．中国文化对美国文人的影响还在继续　　最新思潮的美国人，照样醉心于中国文化。比如垮掉派诗人鲍勃霍尔曼（Bob Holman, 1948-）通晓汉语，很早就对中国诗歌情有独钟，翻译出版过不少中国诗，收录在他的《撕开》（Tear to Open, 1979）、《荒野的对方付费电话》（The Collect Call of the Wild, 1995）等诗集中。　　总之，中国文化在美国文化中的存在，尽管不是原汁原味，却体现了文化在交流中相互借鉴、取我所需的真正意义，这对我们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不无启发。　　　　外国文学研究　　莎士比亚戏剧与基督教对人的存在意义理解的异同　　从莎士比亚中后期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他仍然揭示人性中的罪恶，构建现实中的道德图景，但其重心却是思考人的存在意义，即生存和毁灭这两种命题中哪一种更高贵。对人的存在意义的追寻，使得莎士比亚戏剧与基督教有了共通之处，都体现出对人的超验存在意义——超越现世生存的永恒意义的追求。　　作为人文主义信念的追随者，莎士比亚希望通过人的现世活动获取人的存在意义，表现为用知识、情感、伦理道德、法律，甚至君主专制等属世的方式解释和改造客观世界，寻找达成自由的途径。尽管他前期作品创作中也呈现出对基督教生存方式的留恋，比如受难意识、谦卑情感、宽恕仁慈等人道主义精神等，但它们其实只是源于文化继承性而呈现的一种不自觉的生存方式，而不是一种自觉的理性追求与坚守。他在戏剧中偶尔使用的一些他性力量，比如《仲夏夜之梦》中的神奇“花汁”、小精灵，《错误的喜剧》中的神谕等，而这些也只不过是一种诗化的表达方式而已。在悲剧尤其是中期的悲剧中，莎士比亚对人文主义的终极信仰进行了反思，这种反思体现为一种强烈的命运观念、原罪意识、忏悔情结、超越情怀等;这种反思转化为哈姆雷特的忧郁与跌宕;李尔王的性格改变;麦克白的人生虚无感和奥赛罗的自杀。最终，他在他的最后两部悲剧《科里奥兰纳斯》和《雅典的泰门》里，对社会的政治秩序和人类的道德良心进行了彻底检点并得出结论:缺乏超验的追求，人便无法获得终极的存在意义。　　综观莎士比亚所有的戏剧，尽管它们关注人的终极存在，呼唤超越现世的永恒精神，但对人文主义信念的理性坚守却使莎士比亚不愿意承认超验上帝的存在。他在作品中既从来没有明确阐释过“上帝救赎”这一基督教主题，更没有皈依基督教信仰，剧中人物也是通过拒绝荒诞和抗争悲剧性处境而得以超越现世存在的。所以，莎士比亚戏剧与基督教对人的存在意义的理解上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着根本的不同。　　基督教信仰强调终极关怀，强调以超然之态看待人世和剖析人生。基督教认为，人虽然生活在现世世界中，但其本质却不属于现世世界，现世只是奔向天国的旅程，人生仅为其达到永生的过渡。基督教先验地设定了超验上帝的存在，将人的自由意志置于上帝的自由意志之下，所以它的超越性实际是对人的自由意志的遏止。而莎士比亚悲剧中的超验体验，是人在现世生命体验中获得的对人生的有限的触摸，是人的理性与自由意志在穷尽自我和世界后对生命的沉思，是人主动向外敞开的承接。所以它没有像基督教信仰一样，将人的自由意志置于上帝的意志之下。莎士比亚的信仰，尽管也是一种超验的信仰，但它并不否认生命本身和人的活动的作用。这种信仰是对现世人生的参与，是一种精神的超越和升华。　　　　跨文化语境中的外国文学教学研究　　随着世界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频繁，随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认知方式的改变，我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当今社会任何一国的文学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独立地发展。跨文化语境已是我们文学教学和研究者必须面对的事实与亟待思考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应该思考和探索如下三个问题。　　1．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学，就是将文学作为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来理解，不是将文化仅仅作背景或一般的前提，而是在系统论原则的启示下，在文化整体系统中把握文学的本质和功能。对文学进行文化研究，是对20世纪20、30年代西方盛行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等过于重视文学的“内部化研究”的一种反拨，是文学研究接近平民意识和大众生活的尝试和努力。　　2．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　　任何研究者和教学者都必定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用自己的眼光、好恶，根据自己的知识和文化积累去研究外国文学。对于一个研究外国文学的中国人来说，他不可能忽视或否认他自身的现实环境，他与外国的遭遇首先是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进行的，然后他才是一个具体的人。所以，任何世界文学的研究和教学都必然是“比较”的。　　3．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之间的关系　　在西方，翻译通常被看成是一种“创造性叛逆”。所谓，“叛逆”是指翻译使作品进入了作者设想以外的语言参照体系，所谓“创造性”则指翻译作品产生了与更为广泛的读者进行新的文学交流的可能，使原作置于新的现实之中，并因此获得了第二次生命。真正的外国文学教学，仅仅讲授翻译文学是不够的。我们不仅应该指出翻译文学的“创造性”及其“叛逆”之处，以体验译者的甘苦和作用，还应时时与原作进行比照，以辨析和欣赏不同语言文学的独特韵味和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