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教授曹顺庆先生曾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一文中指出:“遗憾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而其本身则长期处于文化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所谓失语状态的实质，就是西方文化话语掩盖了本土文化话语。这显然有悖我们研究西方文化的目的。

　　我们要将西方的文化话语融入本土文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文化的主动性，才能扭转本土文化的被殖民倾向。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其文化话语是十分丰富的。就文学而言，季羡林先生在《我和书》这本书中表示:“我们在文论话语方面，决不是赤贫，而是满怀珠玑，我们有一套完整的与西方迥异的文论话语。”那么，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如何能够将西方的话语融入本土文化呢？

　　中山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区鉷在《本土意识论:文学的跨文化研究》中指出:“本土意识的核心是民族文化意识，人们在研究、翻译、借鉴和教授外国文学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本民族文化的特点作为参照项，或者作为接受外国文学影响的中介，或者作为一个选择标准以决定取舍。”本土文化是文化交流的现实基础，也是文化交流的目标。没有本土文化参与的文化交流是不可想象的。对于本土文化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导向性作用的忽视，容易导致外来文化因素掩盖本土文化因素的不良后果。如要避免这种不良后果，我们要从主观上的文化自发转为文化自觉，也就是说，我们要自觉带着本土文化议题去审视外国文化，胸怀本土文化去研究外国文化。在《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一书中，九叶派诗人郑敏女士说:“一个人，如果他是中国人，中国文化就是踩在脚下的土地。如果没有这块土地，那他就是一个文化漂浮者，哪热闹往哪去……外国人告诉你怎么样就怎么样，这真是难受。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文化土地，这块文化国土我认为太重要了，比其他什么国土都重要。”一个人如果没有本土文化根基，他的学术必然如同水面上的浮萍，西风来了他不想飘都不行。只有扎根于本土文化，我们才能使外国文化为我所化、为我所用。

　　在吸纳、融化外国文化的过程中，有一个核心技巧就是寻找文化契合点。著名诗人梁宗岱先生在《象征主义》一文中，就注意寻找中西文论的契合点。他认为“象征”和《诗经》里的“兴”颇近似,并将“象征”与“兴”进行全面地比较、辨析。梁先生还把西方象征主义理论进行了本土化处理。他说:“……物我或相看既久，或猝然相遇，心凝形释，物我两忘,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才算象征的最高境。”梁先生不但自己将“象征主义”理论食而化之，而且还将它融入中国文论话语体系。

　　梁先生的行文格式、言说逻辑的总体框架采取了西方论文的形式。如果说梁先生达到了一种“融境”（融象征主义于中国文化），那么，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就达到了一种化境（化西方思想于中国文化）。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典型的中国文论的作法，他的“境界说”包含了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直接引用了尼采的《苏鲁支语录》和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也译作《世界是意志和表象》）中的大量语句。此外，《人间词话》中的其他理论观点也受西方美学和文艺思想观点的影响:“造境”和“写景”的理论受到席勒《论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的启发;“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理论受到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抒情诗理论的启发。”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看似随笔、心得之类，却有无比的深度，可以说，王国维先生将西学不着痕迹地化入了本土文化。

　　西方的文化文学思想大大地拓宽了我们的文化思维领域，丰富了我们的文化思维方式，我们要自觉地运用本土文化融化吸收外国文化。老一辈的文化大师因为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能够将西方文论融而化之，所以文化失语症不会烦扰他们。我们要向老一辈学习，中西兼顾，才能达到林语堂先生所说的“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