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简介:蒋妙瑞，男，1938年12月出生于上海，1959年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66年2月任中共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代理党总支书记。1972年被调往国务院科教组大学组(后改为教育部高教一司)工作，先后任组员、副处长、处长，主管高等外语教育工作。1984年10月起，任教育部(后改为国家教委)高教一司、高教司副司长。1990年3月至1994年4月被任命为驻苏联(后为俄罗斯)大使馆正司级教育参赞。1994年6月任国家教委外事司代司长，同年10月任外事司司长。1996年10月被派往华盛顿任驻美使馆公使衔参赞，主持使馆教育处工作。1999年12月离任回国。2000年1月正式退休。

改革开放的30年间，外语教育无疑是最直接受惠的教育领域之一。作为一个多年从事高等外语教育管理的人，对此我有深切的体会。改革开放大大地推动了社会对掌握外语的各类人才的需求，从而也就推动了高等外语院系以及整个外语教育的加速发展。举例来说，30年来高等外语院系的入学录取分数线一直非常之高，吸收了很大一批优秀的中学毕业生，毕业生的工作分配也一直是相当之好。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这两所教育部直属的高等学校，规模虽然不算很大(比之改革开放前当然也是大了许多)，但是其财务状况在高等学校的排行榜上却是名列前茅的。换句话说，日子挺好过。这两所高校下属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则更是高校出版社乃至整个出版界中的佼佼者。凡此种种，我想，首先都应该归功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过在这篇文章里我想谈的还不是专业外语教育的巨大变化，而是高等学校普遍开设的大学英语课的教学，如何顺应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一步一步发展的过程。因为毕竟它带有更大的全局性，也是我们在工作中付出更多的一个领域。由于1990年起我的工作有所变动，从高等教育管理转到了教育外事工作，所以这里介绍的主要是1978—1989年这一时间段有关大学英语教学的改革和发展，这期间的许多事情都是我直接参与的。而涉及90年代到现在的有些情况，则主要是我个人的一些感受和看法。

曾是高等外语教育的重灾区

“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两年，中国的外语教育曾经有过一次加速发展的大好机遇。由于克服了1958年大跃进时期浮夸冒进的负面影响，60年代上半期国家的经济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对外交往也日益增多。周恩来总理这一时期对亚非国家的访问以及1964年的中法建交，就是我们的对外工作不断深入的重要标志。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家需要培养大批外语人才，以充实外事干部队伍。另一方面，为了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展经验，也需要培养大批既懂得专业同时又掌握外语的人才。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前身)的出国留学预备部就是1964年建立起来的。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教育部会同中央有关部门，于1964年10月制定了《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对下一阶段的外语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外国语学院和外国语学校的建设和布局、招生规模的扩大、学习外语的出国留学人员的派遣、研究生的培养等方面，作了全面的规划。当时的教育部还积极酝酿筹建外语教育司，以加强对全国外语教育的领导和管理。但是好景不长，刚执行了两年并且取得很好成绩的《纲要》，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夭折了，外语教育的发展受到了灾难性的打击。（未完待续）

节选自《外语教育名家谈 （1978—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