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152期A11版）

大学英语这门课程在80年代之前一直称为公共英语课，属于公共外语教育的一个部分。而公共外语教育在1964年的《纲要》中还曾被称为“共同外语教育”。“大学英语”是进入80年代为了提升这门课程的地位，参照国外高等学校“大学数学”“大学语文”这类课程的提法而更名的。由于“文革”前的历史大环境，公共外语教育发展不是十分顺利，相对来说，也不太受到应有的重视。1954—1957年间，因考虑到部分高中未设外语课或外语课的教学进度不一的情况，高考还曾一度暂停外语考试。以后虽然恢复了外语考试，但直到1962年之前，高考外语成绩一直没有被作为正式成绩列入高考的总分之中，仅作为录取时的参考。高考的“指挥棒”作用对高校公共外语教育，起了不小的负面作用。语种设置方面，解放初期出于学习苏联的需要，高校一边倒开设俄语课，一些原来的英语老师不得已改教俄语。及至到了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高校开始开设英语课，一些俄语老师经过一定的培训，又改行教起了英语。当然，俄转英的教师中不乏转得非常好的，但总体说来这支队伍的建设不是十分理想，公共外语教师在学校里的地位也不是很高。1964年的《纲要》虽然在发展外语教学的四条方针中第一条就提出“专业外语教育与共同外语教育并重”，但总的对专业外语教育的规划比较具体，还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公共外语教育这一块则主要是确立了英语是第一外语的地位，要求到1970年学习英语的学生应占50%，学习俄语和其他外语的学生则占另外的50%。其他方面的要求提得相对笼统，落实的措施也不是十分有力。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停课那一段且不说，后来就是复课了，由于受到“不学ABC，照样闹革命”的“外语无用论”的影响，教学效果还是极不理想。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认为公共外语课“形同虚设”，他的判断是十分中肯的。根据调查，到改革开放之初，大学生的英文阅读速度大体在每分钟17个单词左右，可以说基本不具备真正的阅读能力，至于听、说、写其他方面的能力也就更无从谈起。说公共外语教育是改革开放前整个高等外语教育的重灾区，是不为过的。

1977年邓小平同志再次复出。他除了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大力拨乱反正之外，还主动抓科学和教育工作。在这一年他发表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两个重要讲话，同年还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就在这个座谈会上，根据专家和学者的要求，毅然作出了恢复高考的历史性决定。到了1978年，在他的领导下，国家于3、4月间先后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之下，大家的心都是热乎乎的，都在认真考虑，如何跟上时代的步伐，把自己分管的一摊工作做好，做出成绩来，以弥补“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

要说与公共外语教育关系比较直接的还是小平同志1978年6月23日所作的关于扩大出国留学人员派遣规模的重要讲话。那天，在听取清华大学主要领导同志工作汇报时他说，“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只是十个八个”“要搞个计划，今年至少先派三千人出去”。对于我们这些从事外语教育管理的人员来说，在惊服小平同志的大手笔之余，我们当时想到的首先是这些将要被派出国学习的各类专业人才的外语水平问题。进而又很自然地联想到的就是这些专业人才的后备队伍，也就是我们高等学校的广大学生，他们的外语水平又如何提高。问题很尖锐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当时我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让广大非语言专业的学生掌握外语工具，这是国家建设的急需。应该改变过去只重视专业外语教育的做法，真正把公共外语教育也列作我们的工作重点。说到底，代表中国外语教育水平的，不是外语院系学生的外语水平，而是公共外语教育对象的外语水平。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