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上接第154期A11版）

为了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精神，研究外语教育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作贡献的问题，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于1978年8月召开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这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次全面研究和规划外语教育的会议，会上形成了《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后经国务院批准由教育部印发全国。《意见》在第一段里就明确提出，要冲破禁区，努力创造外语学习的条件，让师生接触现代外语，迅速改变外语教育的封闭状态。学习外语的人一定要接触当代的外语，这本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但在当时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突破。《意见》在总结过去工作的经验教训时，列举了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在建国初期大力发展了俄语教育，忽视了英语和其他语种，导致外语教育片面发展;另一个则是注意了专业外语教育，对高校公共外语教育和中小学外语教育注意不够。在今后工作的要求方面，《意见》在叙述完加强中小学外语教育的必要之后，紧接着就提出“要大力办好高等学校的公共外语教育和各种形式的业余外语教育，培养既懂专业又掌握外语的科技人才”。要求高校公共外语课增加学时，提高教学要求，位置放在专业外语教育之前。说明这个文件始终很重视公共外语教育的问题。我当时参与了文件的起草，文件作这样安排的目的就是要使公共外语教育这个“重灾区”的面貌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改革从修订教学大纲入手

国家加大留学生派遣规模的措施开始执行以后，一时间校园里和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外语热”，当然主要是学习英语的热潮。校园里的“英语角”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的。一些学校还经过当地政府的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的批准，办起了全校的英语广播节目，以满足师生学习英语的需要。各种引进的英语教材，从最早的《灵格风英语教程》到最热销的《新概念英语》，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各地出现。我记得上海外国语学院当时的总务处长唐德铨同志还联手上海的一家无线电厂，生产价廉实用的砖块式小录音机，供有条件的高校学生购买，这在当时的高校外语界还是第一例。一些学校的电教部门还每周定量为学生提供免费复制外语录音带的服务。此外，公共英语教师出国深造的机会也日渐增多。以上种种为日后大学英语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不过从外语教育管理的角度看，外部条件虽然非常重要，但真正要使高校的大学英语教育有所发展，关键还是要靠大学英语这门课程本身的改革，而课程改革则首先还是要从修订课程的教学大纲入手。1979年冬，教育部曾委托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重新审订理工科外语教学大纲，1980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高校理工科公共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讨论修改并获得通过。这份大纲由于审订的时间较短，带有一定的应急性。虽然在教学要求上有所提高，也有一些新的提法，但在指导思想和总体框架的设计方面主要还是沿袭了“文革”前1962年制订的公共英语教学大纲，没有重大的突破。随着高校外语界应用语言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句型结构法、功能意念法以及交际法等一些新的教学方法陆续被引进，这份大纲的不足就变得十分明显。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适应公共英语教学发展的需要，1982年4月，教育部在武汉召开的高等学校公共英语课教学经验交流会上，正式提出了修订教学大纲的要求。教育部当时委托全国高校理工科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和中国公共外语教学研究会主持大纲的修订工作，同时成立了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10所高校组成的教学大纲修订工作小组，日常的工作班子设在上海交通大学。整个大纲修订过程中，上海交大当时的科技外语系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