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上接第166期A11版）

对标准化考试的研究和试验实际在四、六级考试推出之前就已经有了。1978年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派出第一批出国留学生之后，1979年初当时的旧金山大学校长吴家玮先生(后曾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给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同志写信，建议中国开发自己的托福英语考试，这样既可以节省报考托福考试所需的外汇，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做好出国留学人员的选拔工作。方毅副总理将这份建议批转给了教育部，我们就根据领导的指示行动了起来。首先，我们组织了一批教授到美国普林斯顿的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考察，代表团一行6人:桂诗春(广州外国语学院)、刘承沛(北京外国语学院)、杨小石(上海外国语学院)、许才德(北京语言学院)、方全(上海师范学院)以及我本人。由于我们是中国大陆第一批到那里访问的人，所以美方特别重视，做了很周到的安排。不仅参观了这个考试机构从命题到试卷印制的各个部门，听了研究部门专家的报告，还被安排成假想的考生领略一下考试的全过程。回国时我们带回了一批TOEFL和GRE的试题集和其他有关教育测量学和语言测试方面的著作。同年，原班人马还赴我国香港访问了香港考试局、香港英国文化委员会英语学院以及香港几所大学的英文系。一番考察之后，教授们就着手按标准化考试的要求设计供选拔出国留学人员使用的英语考试，起名为“英语水平考试”(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EPT)。EPT使用了大概有两年，经过对比测试，与TOEFL有较高的相关性。但由于当时准备出国留学的人员总体的英语水平不高，能够通过EPT考试的人不多，因此与国家派遣计划的完成产生一定的矛盾。然而EPT的及格线也不能降得过低，这样对外不好交代。最后，教育部的留学生司另外请人设计了一种较易通过的WSK考试(“外语水平考试”的拼音缩写)，取代EPT考试。1982年暑期，我们还曾在烟台举办过一期英语测试命题人员的培训班，由英国文化委员会、香港考试局和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的专家授课，同时安排相应的命题实践。此后，桂诗春教授在广州还进行过标准化考试的试验，而修订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过程中所作的学生英语水平调查，也涉及不少语言测试方面的工作。我感到这些实践加上当时对应用语言学、教育测量学和计算机语言学的深入研究，为日后四、六级考试的推出，做了很好的前期铺垫工作。

四、六级考试的总部设在上海交通大学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决定。“文革”前全国高等工科院校英语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是上海交大的凌渭民老先生，改革开放的初期上海交大在教材编审和教学大纲的修订方面，也一直起着领头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上海交大的科技外语系有一支以杨惠中教授为首的语料库和语言测试研究的科研团队。我们当时的设想是要把四、六级考试的总部建设成外语教育领域产、学、研相结合的一个基地。在实施考试的同时，开展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同时培养这方面的高级人才。现在看来这个目标只能说部分得到了实现，离当初的设想还是有比较大的距离。

四、六级考试推出以后受到了高校领导和广大师生的高度重视。考试实施的最初几年，各项工作都比较正常，很少发现有考试作弊的。有这种现象发生，学校也会进行严肃的处理。考试对教学的影响基本也是正面的。当时非常强调考试自愿参加，各校要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实事求是地进行安排。同时还要求多注意教学的进步幅度，不要单纯看考试的通过率。各校考试的成绩是不对外公布的，全面的情况只有教育部掌握，各省和各校只了解本省和本校的考试情况。考试数据对改进大学英语教学的管理也有不小的帮助，学校的主管部门如果发现条件基本相同的系科成绩有显著性差异，就会进行深入的了解，分析原因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学生对考试是十分关心的，很看重考试的证书，因为这不仅是他们学习成果的反映，而且还有助于他们毕业后在社会上找到理想的工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