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长期一直在三个领域内得到关注和进行:对比语言学、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但传统的翻译研究一直都由一种语言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占主导地位，认为翻译只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因此译者惟一的选择就是忠实于原作，并流畅地将其在目标语中加以表达。随着比较文学学者的干预，翻译中的接受因素开始受到重视，不少翻译工作者在考察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学存在的事实上的关系时，自觉地关注某一文学文本通过翻译的中介在另一文化语境中的接受和传播，从而使得翻译研究中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的因素大大地增多了。本文主要讨论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是如何干预翻译研究进而推动其文化转向的。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翻译研究是依附于比较文学的学科地位而得以存在的，后来才逐步走出比较文学的阴影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在今天的文化研究语境下，比较文学受到的冲击是明显的，但翻译研究却获益良多，因而它完全可以游刃于这两个学科之间，并借助于这两个学科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文化转向”。在这方面，英美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学者勒菲弗尔和巴斯奈特的开拓性贡献是不可忽视的。